《千字文》在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教材价值
摘要：《千字文》是中国语文教育启蒙课本，随同四书五经等经由朝鲜传到日本。在日本，从早期的皇室汉语学习一直到江户时代寺子屋的教学，《千字文》都是四书五经等儒学、汉学教育的缩略版本，是汉字和汉语教学实用版本。文章首先澄清日本汉语教学的历史发端和独有特征，确认《千字文》在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教材价值。其次说明《千字文》除了体现汉字、汉语教学的独有规律，还具有教材模板作用。最后阐述《千字文》对于历史上的汉语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当今汉语教学工作也有重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千字文；汉语教学历史；日本汉语教学；汉语教材
中图分类号：G53/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2-0048-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2006
研究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的著名学者王顺洪先生指出，“日本的汉语教育源远流长，其基底、历史、果实，非其他外国所能达到”[1]，在世界汉语教学的大棋盘上，日本“是一个举足轻重、富有影响的国家，当然应名列前首”。文章梳理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的发端和渊源，认为《千字文》对于历史上的汉语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考察《千字文》在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教材价值，可以重新审视汉语教学的独有特征等理论问题。相信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种种教法、教材都会给当前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带来借鉴意义。
一、将《千字文》为典型教材的古典
期纳入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研究整理日本汉语教学史料，可以发现，日本对汉
语的称呼，历史上有“汉文”“唐话”“清语、支那语”和“中国语”这几种，这正暗含了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的四个分期：古典期、转型期、战争期和现阶段。古典期的汉语教学时间最长、研究价值很独特，《千字文》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教材。
六角恒广先生的著作《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以1871年“汉语所”的成立，作为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起步”，到1900年前后的历史时期为研究内容。他认为“中国语”的概念指的是口语，不包括文言。中国语教育“起步”之前的汉语教学，以“汉文”为学习内容，用日语语序阅读，这种改造式阅读是日本独特的，不能算是外语学习[1]。笔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应该将古典期作为汉语教学历史的发端，来论述《千字文》在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地位。
2期学理论的影响，实际上，英语等西方语言教学的历史比较短，早期的拉丁语教育对后来外语教学的影响不大，也并没有和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相联系进行充分研究。而对于1600年左右到1868年近世时期的江户时代的汉语教学，六角恒广先生也看到，那时的汉语教学既有明确的实用目的、具备相当规模和影响，又有成熟的教材和教学设计。唐通事教学同时，还有以荻生徂徕为中心进行的具有文化性质的汉语学习，也是对中国语文教学传统的延续。汉语及其文化的发展历程跟西方世界很不相同。日本汉语教学历史“转型期”的“唐话”教学因袭着“古典期”的传统，汉语及其教学传统自古一脉相承，并不像西方的诸多语言那样与古典脱节。因此，日本汉语教学的历史开端的探寻势必进一步延伸，以《千字文》为代表教材的古典期汉语教学就进入了研究视野。
就汉语教学历史而言，早期的汉语教学，学习的当然不是今人的、现代的口语，学习方法和外语交际方法也不同于今人，汉语言文脱离问题是较为特殊的问题，那么不能说当时的汉语教学不学口语，他们的教学就是不用来交际的，他们教学内容不是汉语，就不能算汉语教学。如果以六角恒广先生提出的1871年为界划分汉语教学，就割裂了汉语口语跟文言语体，是不够科学的。所谓“汉文”“文言”，今天看来它与生活脱离，但是过去它恰恰就是人们生活必须习得掌握的技能，其中的教学方法和规律是值得研究的。古代汉语的“影子”因着汉字的作用，就活在现代汉语之中。认为学习口语跟学习文言无关，或者说汉语口语跟汉语文言文是两种没有联系的语言，这种看法无疑十分生硬。
语言教学活动不仅跟语言相关，也跟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很多学科相关，用相关学科研究成果深入总结和提炼传统的语文教学实践，才能形成较好的理论。不应该把由于历史局限而没有形成较好理论的外语教学实践割裂在语言教学历史研究之外，这才是研究历史应有的态度。正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本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史的目的，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2]如果以今人标准割裂历史，势必无法客观地获得历史研究的新意义和新价值。
近年来，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思路和观念都有更大进展。李宇明《重视汉语国际传播的历史研究》认为，与当今汉语国际传播相关的历史研究，应该包括早年汉学在东西方的传播、华人华侨在海外的语言保持与发展和（新中国）50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三大部分[3]。张西平《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认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应该有对外汉语教育史（包括断代史）、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史、国外华文教育史、国外汉学史五个部分[4]，他们的观点表达了当今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的迫切需要。两位先生都把汉语教学的历史推进到汉语传播、汉学传播的“远古”时期，因此，一个重要的事实摆在大家面前：正如教育史与人类文明史同时发端一样，第二语言教学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交流同步。
笔者把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的分期明确为“古典期”“转型期”“战争期”和“现阶段”。
“古典期”时间最长，《千字文》传入日本，看作“古典期”的开端，直到中国南宋时期的日本镰仓时代。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卷十、《日本历史大辞典》记载的，日本应神天皇16年（中国西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朝鲜百济阿蒂王派阿直歧到日本，他不仅识字、通晓经典，还懂得养马，当上了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阿直歧又推荐了胜过自己的学者王仁（相传又名迩吉师）。因此日本天皇就把王仁请到日本。王仁给日本带来了《论语》10卷、《千字文》1卷，由此开始了日本皇室中华文化典籍的学习。王仁和阿直岐的日本宫廷汉语教学已经跟以往中日民间交往的口耳相传、自发的言语传习不同。这种有意识的教学活动就可以看做汉语教学历史的开端。日本汉语教学的“古典期”在中国汉唐时期最为兴盛，此时期的汉语教学以《千字文》为典型教材，遣唐使的汉语学习是一种超完整意义的、原汁原味的汉语教学，这种做法以日本9世纪开始出现平假名片假名为转向，以中国南宋时期日本幕府政治开始为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