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抬出溥仪建立“满洲国”始末

　　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满洲国”从1932年成立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灭亡,历时十三年五个月。
　　
　　围绕“满蒙问题”
　　的各种声音
　　
　　“满洲国”的诞生,可以说是在“奉天”(沈阳)的一家日本旅馆的密室里开始的。密室位于曾经的大和饭店(现为辽宁宾馆)后面的日本旅馆——沈阳馆。
　　1931年(昭和六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位于“奉天”郊外柳条湖段的“满铁”被炸,引发了“九·一八”事变。为配合事变,关东军司令部临时从旅顺迁到“奉天”车站附近的东洋拓殖大楼,临时关东军司令部附近的沈阳馆成了关东军参谋的下榻处。
　　从9月19日晚上到22日的三天时间里,在沈阳馆,经过关东军参谋的热烈讨论后,“满洲国”国家的基本框架被决定了。
　　事变爆发后的19日深夜,关东军参谋们在沈阳馆,迎来了正在满洲出差的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据说建川此次出差目的是为了制止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但真相至今不明。迎接建川到来的关东军人员是: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片仓衷大尉、“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等人。据说建川是在18日晚9点到达“奉天”的,由于担心自己被怀疑与事变有关,一直闭居在日式酒家“菊文”中,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建川到达沈阳馆后,石原首先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他的由日本“占领满蒙”的一贯主张,“只有把满蒙作为日本领土,才是解决满蒙问题的唯一办法。”这是他多年研究的战略。
　　所谓“满蒙问题”,指的是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接管了俄罗斯在“满洲”的权益,并根据《日清条约》(《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译者注),日本获得了关东州的租借权、“南满洲铁道”的经营权、附属于“南满洲铁道”的区域行政权、铁道守备兵的驻扎权、禁止中国建设与“满铁”平行的铁路线等多项权益,后被称为“满蒙特殊权益”,这就是“满蒙问题”的开端,怎样保持已获得的这些权益,便是“满蒙问题”的根本所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纷乱中,日本又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这是为了延长1923年(大正十二年)到期的旅顺、大连等关东州的租借权和1939年(昭和十四年)年到期的“满铁”经营权,延长时间均为99年。除此之外,还提出了土地商租权以及在中国开设的日本医院、寺庙、学校等所占用的土地取得所有权,招聘日本人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多项新的权益要求,由此点燃了中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华民国政府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交予日本,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的抗议行动,即五四运动,并最终发展成了反日、抵制日货的运动。随后,又由于日本拒绝中国提出的收回已到租借期限的旅顺、大连的要求,爆发了“收回旅顺、大连运动”,整个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
　　1926年,为了打倒北方的军阀政府,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日本趁中国国内混乱之际,以保护居留民为借口,三次出兵山东,并在济南和国民革命军发生冲突,造成许多市民死伤。这次济南事件,使中国人的对日情绪恶化到了极点。
　　另一方面,在“满洲”,1928年(昭和三年)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策划的暗杀张作霖事件发生后,继承父业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开始建设威胁“满铁”经营的、和“满铁”平行的铁道,并归顺蒋介石,成为蒋介石的部下,加入了收复国权运动,反日运动因而更加高涨。1931年(昭和六年),在长春发生了中国人和朝鲜农民冲突的“万宝山事件”,随后又发生了中国军人处决日本军人的“中村大尉事件”,关东军正是以这些相继发生的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满蒙问题”的大背景是,当时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和世界经济危机,使得日本把占领资源丰富的满洲和蒙古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策略。同时,作为国防手段,占领“满蒙”可以阻止苏联南下。更重要的是,为了作好和美国进行最后战役的准备,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作为后盾,石原的“占领满蒙”战略便是在这些背景下形成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石原以《国运转机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为题,打印了自己的主张。内容如下:
　　一、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唯一的出路。
　　1.为了消除国内民众的不安,必须向海外扩展。
　　2.满蒙的价值。
　　a.满蒙所具的价值还没有被伟大的日本人广泛理解。
　　b.只要解决了满蒙问题,中国的排日运动也将随之结束。
　　3.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仅是为了日本,对于中国多数民众来说也应该是最高兴的事,为了正义,日本也应该果断地采取行动。
　　从历史角度来看,满蒙与其说是属于汉民族的不如说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
　　二、满蒙问题解决的关键是由帝国的国家军队控制满蒙。
　　1.只有在满蒙属于日本领土以后,满蒙问题才算完全解决。(以下内容省略)
　　同时,石原莞尔在手记《关于满蒙策略之我见》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汉民族即使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也可以断言他们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近代国家”。
　　因此,日本人对于满蒙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力量,没有日本的帮助,满洲的民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和平安宁的生活。石原的这一想法,和当时日本人普遍抱有的想法一样,没有任何根据,只是从对中国人的主观优越感角度看问题。石原的想法丝毫也没有超越这个角度,他并没有注意到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兴起这一现实。
　　不过石原又说明,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必须把“满蒙”建立成一个理想的、和谐的、乌托邦式的独立国家,站在平等的立场,与汉民族公平竞争。石原提倡的这一精神,日后作为“满洲国建国”的口号被继承了下来,即:由日本、朝鲜、汉、满洲、蒙古五个民族实现“五族和谐”、“王道乐土”。
　　同年4月参谋本部第一部制定的《参谋本部·形势判断》的第三阶段中的“占领满蒙方案”即相当于石原所设想的方案。
　　参谋本部在建川美次第一部长的率领下,为了解决“满蒙问题”,提出了一份昭和六年的《形势判断》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书中指出“满蒙问题”需要分三个阶段来解决。首先是树立亲日政权,然后建立“独立国家”,第三个阶段便是由日本占领“满蒙”。6月,以建川为中心,与陆军省军事科永田铁山科长、参谋本部支那科重藤千秋科长对《形势判断》报告书作了几番讨论之后,完成了《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大纲》。
　　陆军中央在“满蒙问题”需要用武力来解决这一点上,和关东军的想法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是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根据6月份所提出的“大纲”内容来看,行使武力的时间计划在1932年(昭和七年)的秋季之后,这是因为预测到为了取得国内外的理解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关东军应采取的方针便是隐忍持重。
　　9月19日,建川在关东军参谋会议上,承认需要打开局面,但同时,对石原等人的急躁进行了告诫。关于满洲的统治,建川认为首先要树立一个亲日政权,来取代现在在中国(中华民国的简称)主权之下的张学良政权,他坚持要按照《形势判断》报告书中的第一阶段来行动,不作一丝让步,两方的主张始终处于平行状态。军中央的方案是先在满洲树立亲日政权,板垣和石原的方案则是占领,两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板垣和石原的方案在建川及军中央的反对下没有实现。昭和六年年末,总算落实了建立独立国这一方案。石原对自己当时的心态,作了这样一番描述:
　　九月十九日提出的占领满蒙这一意见,中央完全不作考虑,而且因为连建川少将也不同意,所以知道绝对不可能实施,只得忍痛退让,暂且同意建立满蒙独立国这一方案,期待机会到来,占领满蒙这一方案最终付诸实施。(《满蒙问题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