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秘书工作

　　毛泽东是我党、我军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与领导者,也是我党秘书工作的创始人和实践者,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对秘书工作有许多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秘书思想。我们研究毛泽东,了解他从事秘书和使用秘书的历史是其中一部分;毛泽东的秘书思想是毛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今天秘书工作的理论指南。
　　
　　毛泽东做过秘书工作
　　
　　毛泽东的早年经历是丰富的,当过兵、教过书,还做过秘书工作,是个出色的秘书。据有关资料,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有一学友会,旨在“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兼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系感情”,学友会成员包括在校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1915年秋,毛泽东任学友会文牍。文牍掌握报告、文件、造具表册及开会速记。1917年毛泽东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在此之前,总务之职一直由学校学监或教员担任,所以有此开例之举,是与他任文牍期间的出色工作分不开的。
　　从一师毕业到中共成立之前,毛泽东还担任过许多进步组织的干事、文书。在这些组织中,毛泽东起草了许多文件,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有利条件。
　　据《新民学会资料》载:“毛泽东、陈亦农为学会干事”,并和邹彝鼎起草了新民学会会章。1920年9月在长沙文化书社召开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被推举为书记干事。同月,在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又被推选为文牍干事,“掌握记录及文书事务”,并起草该会的“宣言书”。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这是我们党有关秘书工作的第一个法规。该法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通信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与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可见,中央执委的秘书权力很大,地位很高,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将由谁来担任呢?从全国各地来参加“三大”的30多名代表心中都在猜测着。
　　当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结果出来以后,代表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会场上一位身穿打着补丁的蓝布长衫、足蹬黑色圆口布鞋的年轻人——湖南代表毛泽东身上。当时他正值而立之年,成功地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而在党内颇具声望,陈独秀在大会的报告中还特地表扬了他的工作,因此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且得票数仅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之后。从毛泽东的能力和表现看,代表们相信他是中央秘书一职的最佳人选。
　　“三大”闭幕后,紧接着召开了三届一次全会,会上毛泽东果然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就这样,毛泽东便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开始了他的秘书经历。
　　毛泽东不仅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也可以说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早在党的“一大”上他就担任了会议记录,是“一大”的兼职秘书。而且,他在“三大”后不久还担任了国民党方面的秘书职务。可见,毛泽东与秘书工作是颇有缘分的。
　　1924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亲自提名他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毛泽东被国民党中央派到上海执行部(负责苏、浙、皖、赣、沪四省一市的党委)工作。2月24日,上海执行部召开首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组织部秘书,代理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就这样,毛泽东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做秘书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秘书职务。当时中共中央机关也在上海,毛泽东将全部身心扑在繁忙的工作上,每天往来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机关,抓紧每一分钟来做两党的秘书工作。
　　毛泽东对秘书工作认真负责。在紧张工作之余,他非常注意从报纸上搜集信息。他每天利用吃早饭的时间看报,把重要消息记录或剪贴下来。到了机关,也尽量利用工作的余暇认真读报。据当时在执行部工作的一位职员回忆:“他读报的范围很广,无论是什么报纸都读,而且读得特别细心,从评论读到广告,一字不漏。”毛泽东这种勤于搜集信息的精神,值得今天的秘书人员学习。
　　作为党中央秘书,毛泽东除了做会议记录、管理文件、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等一般秘书工作外,还为党中央草拟了许多重要文件。由他起草或由陈独秀与他联合签署的文件,目前知道的有《中共中央通告》第13、14、15、17、21号,主要内容分别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革命进程,就组织“五一”节活动、反对军阀镇压工人运动、加强党的组织等一系列问题对全党所作的指示。另外,以党中央代号“钟英”签署的数份文件,也都是毛泽东起草的。毛泽东做国民党的秘书,工作就不这么顺利了。虽然有恽代英、向警予等共产党员同毛泽东一道在执行部工作,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权一直由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把持着,他们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持反对态度,仇视共产党,毛泽东在他们手下做秘书的处境可想而知。而共产党内有的同志对毛泽东辛辛苦苦地为国民党工作也不理解,讽刺他是“胡汉民的秘书”。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荣辱,尽力做好国民党的秘书工作。
　　毛泽东作为组织部的秘书,第一件事就是国民党老党员的重新登记。为了改组国民党,组织部规定凡是老党员必须经谈话、填表、审查合格后,方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由于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具体经办的,因而引起一些国民党右派的故意刁难。开始登记后不久的一天,国民党老右派谢持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执行部的楼上,猛地一拍桌子,冲着毛泽东大发脾气道:“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了几十年还要填表?”毛泽东知道对方自恃资历老,不屑向自己这样的“毛头小伙子”交代履历,但他却不为所动,毫不迁就地回答道:“人人都要填表,胡汉民、汪精卫都填了。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意见。”谢持无言以对,只得悻悻而去。当时毛泽东为顾全大局,便随后让人给谢持送去一张表,并嘱其向谢持好好解释,放宽了填表时间。谢持虽然不高兴,最后还是填了表。在处理这件小事上,毛泽东既坚持原则,又办事灵活,充分体现了他的能力和水平。
　　为了防止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捣乱,毛泽东在工作中总是保持很高的警惕性。据当时执行部的职员王唯谦回忆:“毛泽东对任何小事都是留心地观察,看见房间或路上有什么字纸残条,总要捡起来细细地看一遍,以冀发现什么秘密。”因为毛泽东深知,执行部的国民党右派随时都在窥测机会打击共产党人,一旦发生什么泄密事件,便会酿成不测,所以他对保密工作慎之又慎。同时,毛泽东和恽代英等人还两次上书孙中山,控告国民党右派的种种破坏和捣乱行为,致使上海执行部“一切事务几乎停滞”。但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孙中山没有精力顾及执行部的具体事务,使得执行部最终完全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工具。
　　对此,毛泽东十分痛心,而这时他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策略上已出现意见分歧,两方面的工作都不顺心,加之事务繁重,使得毛泽东身体状况恶化,经常失眠。到了1924年12月底,毛泽东不得不请假回湖南家乡养病。身体好转后又到广州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至此,结束了他为期一年半的秘书经历。
　　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中曾长期从事秘书工作,创立了文书工作的一系列制度,对党的秘书工作有很大的贡献。
　　毛泽东有一手漂亮的书法。他10多岁就致力于书法,初习欧(阳询)字,继习钱(南圆)体,后来兼采各家笔法,尤得力于怀素狂草。
　　毛泽东能写一手精彩的文章。当他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学习时,他的国文教师就给他的作文打过100分,赞誉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