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区域音乐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4月13日至16日，时值扬州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烟花三月，由中国音乐学院、扬州大学主办，中国传统音乐学会、扬州市百家筝鸣筝业管理有限公司协办，扬州大学艺术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区域音乐学术研讨会”在百年学府的扬州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辽宁、山东、河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等全国各地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聚集在美丽的瘦西湖畔，从区域地理与历史文化等角度对当前中国民族音乐传承、教学和研究作了深入广泛的研讨和交流。
　　与会代表提交了论文５５篇，大会宣讲４３篇，历时３天共分１４场次。本次研讨会将理论研讨与地方文化考察、民间音乐观摩表演三位一体有机结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使研讨会区域文化主题得到深度凸显。
　　一、文化地理：区域音乐新视角
　　这一板块称为“区域音乐研究与文化地理学”。张晓虹以《区域音乐研究在文化地理学中的意义》为题，强调文化地理学是一门注重分析文化现象空间特征的学科，民间音乐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文化现象，是居于乡音特点的区域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因子，是分析文化区域特征和进行文化区划不可或缺的工作。强调打破学科畛域，加强文化地理研究与音乐研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促进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与区域音乐研究水平的提高。华干林在《扬州地域文化概览》中介绍了扬州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乔建中在《两点思考，一些问题——简议区域音乐研究的优势与不足》中说，区域音乐研究有丰富的音乐资料、研究成果、文献著述和新方法可供资鉴的优势，但也存在研究缺乏“后劲”，较少关注大学科的新成果、新态势的不足。樊祖荫在《乐种研究在区域音乐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强调，乐种研究是区域音乐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任务，建议以形态研究为中心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蔡际洲在《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指出，研究对象不断拓展至戏曲、器乐、曲艺、歌舞、佛教音乐、道教音乐、音乐人才等领域，研究视角从“分布状态研究”到关于传播变迁、历史渊源和生态环境等多样化方向发展，学科意识日益增强，研究从自发阶段逐渐向自觉阶段迈进。谢嘉幸作了《音乐学转向中的地方音乐学构建——以北京音乐学的探索为例》的发言，指出哲学范式的变化使学科音乐学向实践音乐学转向，而音乐实践活动的研究趋向于将分门别类的音乐学学科知识整合一体。作为“地方音乐学”构建，以中国音乐学院的“两会一节”及相关课题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建立北京音乐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二、理论方法：学科凝练话题多
　　“区域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板块居于区域音乐研究从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型，规范话语显得迫切。项阳作了《从整体意义上认知区域音乐文化》的发言，强调区域音乐研究中应关注国家存在，关注国家礼仪用乐制度，从整体意义上认知，立体化地研究区域音乐文化，既要辨析差异性，又要把握整体一致性和相通性。田耀农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区域分布与区域传承》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传承形势严峻，民间固有传承、学校传承、旅游传承、馆藏传承、创作传承和媒体传承等方式有不同的得失。管建华在《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中认为，音乐学体系与音乐人类学所具有不同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精神伦理哲学的张扬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必要前提。杨红的《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区域音乐研究》从空间级序、文化类聚、音声景观和社会认同等方面提出对区域音乐研究的整体性理论建构。孟凡玉在《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认为，通过对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稳定性与变异性、乡土性与都市性的探讨揭示区域音乐的地方属性。洛秦在《“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中提出，“音乐上海学”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以城市音乐人类学为依托的一个特定城市音乐研究的地方性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化、学理化研究。该发言与谢嘉幸提出的“北京音乐学”南北呼应，引起强烈反响。刘永福在《“‘同均三宫’只是一种假象和错觉”吗？》中认为，“同均三宫”不是黄翔鹏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理论”；它不是“假象和错觉”，而是中国传统宫调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光耀在《“世界历史性存在”视野下的民族音乐》中认为，应从世界整体和历史时空视角去审视、把握民族音乐现象。杨殿斛在《音乐民族志建构：中国家乡人类学的“写文化”》中说，家乡人类学的音乐民族志构建是陌生化与熟悉化的结合，使音乐民族志“写文化”有了更多的“客观”和“深描”的学科价值。
　　三、江浙音乐：江南文化论得失
　　第三板块是“江浙音乐与广陵派研究”，也是区域会议的特色，即以会议举办地所在区域的音乐文化为主题。张美林在《扬州音乐文化研究综述》中说，扬州民间音乐得到了保护与传承，《扬州音乐文化简史》研究是代表之作，扬州大学音乐研究所制定了扬州音乐长久的研究规划。邵萍在《扬泰文化中的民歌奇葩——扬州栽秧号子结构分析》中说，扬州栽秧号子是扬州民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扬州道情、清曲和戏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张青在《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吴江派与吴江曲人徐大椿》中说，徐大椿在吴江派的“依腔合律”的作曲理论基础上提倡“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的创作理念。杨曦帆在《民俗场景中的传统音乐——江南运河音乐文化的民俗与历史》中说，江南运河沿线是漕粮转运口岸、商业都会和民间游艺场所，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形成和流布起到过重要作用。
　　四、殊方异俗：区域音乐四方学
　　第四板块是“区域音乐研究与地方学”，论文研究涉及东南西北及中部地区音乐。关意宁在《陕北说书的区域性研究》中说，陕北说书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分化后，盲艺人坐场书常用花音音阶的?眼双音调?演，明眼人走场书常用以苦音阶的?眼迷花调?演。刘勇在《鲁中南唢呐音乐简介》中说，鲁中南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唢呐音乐的繁荣。胡小满在《文化视野中的燕赵传统小曲研究》中认为，燕赵小曲有抒情、叙事、戏剧、抒情与叙事兼容、戏剧性叙事中兼抒情等多种风格类型。黄虎作了《陕西民间音乐的地域特征与生成背景》的发言认为，陕西省境地形成陕北民歌兴盛，关中戏曲、曲艺繁荣，陕南品种丰富的鲜明音乐文化格局。李岩在《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行的音乐》中认为，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城市最受大众欢迎的口琴是中国新音乐的摇篮。柯沁夫作《内蒙古音乐理论研究回望》，认为内蒙古音乐理论研究分为基础型、学理型两种研究。杨玉成在《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多元构成及其区域分布》中认为，历时的多元性表现在蒙古族与先辈民族文化之间的纵向传承关系和与同代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上，空间分布表现为“南—北”类型差异、“东—西”风格差异。张金云在《普米族的婚姻与音乐》中全面地介绍了普米族的婚俗音乐。张天彤在《新疆达斡尔族传统音乐的地域特色》中认为布特哈八旗达斡尔、鄂温克等族屯垦戍边于新疆伊犁河流域至今，其音乐舞蹈形成了与内蒙古和黑龙江达斡尔族不同的地域特色。刘嵘在《区域性音乐地图的构建——以土家族巫祀仪式音乐研究为例》中强调，区域音乐研究应具有“整体观”和“时空观”，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出发，构建动态音乐地图，建立地方性音乐文化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