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影响农民阶层流动的历史考察

　　摘 要：以职业教育为中介因素，勾勒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农民阶层流动的主要轨迹。封建社会时期，非正式的职业教育仅仅是技能传承的一种方式。近代资本主义中国，职业教育肩负着“制夷救国”的使命，学生可以出国留学、获得官位。建国初期直至改革开放，接受职业教育意味着身份从“农民”向“干部”、“工人”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开放中期以后，职业教育与市场对接，外生优势尽失，对农民阶层提升的作用微乎其微。21世纪以来，虽然国家层面不断出台力促职业教育发展的多项措施，但职业教育流动功能更多地是保障就业和减少失业。
　　关键词：职业教育；社会流动；历史考察；农民阶层
　　作者简介：陈沛酉，男，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陈明昆，男，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非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747（2016）01-0052-07
　　从古至今，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从封建社会的“四民”之分转变为近代的“四大阶级”，到了建国初期又演变为单一的“工农阶级”，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古老的“身份分层”悄然出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因素在中国的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作用急剧增大，传统的政治资源仍然左右着中国的社会分层格局。
　　无论社会阶层结构多么复杂，向上之路多么曲折困难，处于底层的农民大都全力以赴，通过争夺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提高自己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来实现社会地位的跃迁。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必然会对农民阶层的流动产生影响。但由于国家政治、城乡关系、社会阶层以及农民自身等综合因素，规约在社会结构变迁中的职业教育，其影响功能在每个历史分区中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封建社会
　　古代中国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1] 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虽未出现诸如“职业教育”、“学徒制”等专业词汇及制度化的职业技术教学形式，但作为实质性的农业、手工业技艺传授却早已广泛存在，形式也较为丰富，主要包括专科学校、职官教育、世袭家传、艺徒传承、行业教作，等等。封建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工”之阶层生活清贫，人们只将赖以谋生的技能传授于自己的儿子。隋唐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开始介入手工作坊，专设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少府监与将作监均有训练艺徒的职责。训练“艺徒”学制安排和“立样”与“程准”模式出现。[2]到了宋代，全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官营手工业系统，包括纺织、冶金、铸币、造船、盐业、采矿、武器制造等。由于手工业作坊规模的扩大，为了高效地训练艺徒，推行了“法式”艺徒培训法。[3]这种“契约型”师徒相传的艺徒制度打破了传统以血缘为依据的“子承父业”技能传承模式，培养了大量技艺精湛的工匠。
　　传统封建社会“凡民有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其中，农民是最大的社会阶层，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地主、官僚、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在人数上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阶层结构相对简单。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论民之行，以士为尊，农工商为卑。论民之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4]因此，古代艺徒制培养出来的“百工之人”实行匠籍制度且世代劳役，劳役种类诸代各异。[2] “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5]，社会地位极低。
　　非正式化的职业教育只是“再生产”着“工”之群体，农民阶层也不愿跨入其中。农民阶层梦想着能够挤入的是四民秩序里的最高阶层——“士”。然而，由于封建世袭制和分封制的存在，阶层之间的流动非常困难，广大平民想从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流动，几乎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但这并不意味着下层民众往上层流动的路径被完全堵死，诸如“英雄救美”、“才子遇佳人”、“沙场立功”等这些偶遇性事件，当事人往往会得到“贵人”提拔、“伯乐”赏识，进而加官进爵，一步跃入封建政治精英阶层。隋唐科举拔士制度建立，“士”之身份的获取有了常规性的“正途”。人们一旦科举成功，就可被授官，进入官僚阶层，即使没有被授官，他在社会上也具有显赫的地位。[6]但是，受益于这种教育流动的人，大多数还是士绅、地主和官僚阶层，农民阶层参与的可能性极低。因为，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考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和开放的，但要想金榜题名，必须要长期脱离生产和停止维持生计的活动，埋头“八股”。很显然，这对于只能辛勤劳动才能自给自足的农民阶层来说，不啻为天方夜谭。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国家治理的重心和经济发展的中心是在乡村而不是城市，乡村才是维系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缓慢发展的土壤。无论是国家管理还是社会生产模式上既不允许也不具备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此外，闭目塞听的田园生活、儒家道德思想的禁锢，也使得乡里人缺少了向上流动的动力和信心。当时的城市并不能成为吸引社会上层人士的聚居地。相反，祖辈居住的乡村可能比城市更具有吸引力，“直到清末时期，在外地住的人很少”。[7]因此，“四民”之分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排列顺序，与传统的农耕经济相适应，也与“农本商末、贵贱有别”的封建价值取向相吻合，因而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在封建专制的维护下延续了两千多年。[8]
　　二、近代中国
　　明清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在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萌芽和兴起，冲击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传统的四民阶层结构也随之发生裂变：无论是曾经“一邑之望、四民之首”的绅士还是贫贱的农民，或迫于生活、或受到“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社会风气影响，都开始选择沾染曾有着“铜臭”的工商业，并逐渐成为一种历史潮流。商人、手工艺人等开始聚集到城市，或经商、或办厂，于是两个新的阶层——有产的商人、雇主和无产的学徒、雇工开始成长起来，逐步改变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阶层分布和力量对比。这一切都在昭示着中国开始稳步迈向近代工业化发展。但外敌入侵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固步自封、以为能够万世长存的“天朝上国”陷入各列强入侵的混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