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历时最久的保育院

　　抢救、教养战区难童，起于1938年3月，止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9月，历时8年又5个月。1946年9月后，全国几十所保育院除陕甘宁保育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继续存在外，均被撤销。而重庆歌乐山保育院自1938年5月1日“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至1951年10月以“歌乐山保育院”院名结束，竟然历时13年又5个月。因此，可以说：重庆歌乐山保育院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历时最久的保育院。
　　难童从武汉撤至重庆
　　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时，正值日寇进抵黄河危及郑州、开封，总会理事会常务委员曹孟君、沈兹九亲赴前线，拉开了战区抢救难童的序幕，在郑州一带收容逃亡儿童300余名。4月，总会理事会常务委员唐国桢和候补常务委员徐镜平又率领冯云仙（西康保育分会理事）、于汝州（总会保育委员会委员）、汪树棠（后任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副院长）等到陇海铁路沿线抢救儿童400余名。4月下旬，在日寇集结重兵进犯徐州的危急关头，曹孟君偕同冯光灌（总会秘书处秘书）等亲赴前线，在烈火硝烟中寻觅受难儿童，随军突围，经八昼夜，脱险带领100多名儿童回武汉。以上战区抢救的儿童就是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5月1日建院的基础。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也成为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在日寇侵华战争的炮火下建立起来的首个保育院。
　　5月中旬，由于武汉受到日机轰炸的威胁，且日军以海陆空优势进逼九江，危及难童安全，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奉命撤离，开始向重庆转移。28日，由副院长汪树棠护送的首批100余名儿童抵达万县，不久，第二批、第三批也先后到达重庆，先是住在万寿宫临时保育院，后陆续进入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一保育院（简称“川一院”，因院址在歌乐山，亦称“歌乐山保育院”）。
　　值得一提的是，至1938年10月最后一批在院儿童撤离汉口的7个月中，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共计接收转运儿童约8000名，分送香港、广东、湖南、贵州、四川和鄂西均县等各地保育院。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之一，著名剧作家、诗人安娥发表在《妇女生活》第六卷第四期的《孩子们到四川去了》一文提及：“战时儿童（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陆续有五百名儿童送到四川第一保育院去了。”
　　模范保育院
　　川一院坐落在歌乐山高店子镇左侧的山坡上。进大门，一条4米宽的石板大道，由低向高把大院分隔为西区（教学区）和东区（生活区）。西区有小花园、凉亭、6排大教室、办公室、实验室、标本室、图书馆和可容纳600多人的大餐厅；东区有澡堂、理发室、草顶方形大礼堂、8排学生宿舍（每排8间，每间4张双人床）、大操场、小农场、小工厂等。还有一个拥有10余床位的病房和医务室的小独院。
　　保育院接收的孩子有家的固不少，但流浪街头的数目更多。“无论谁大概都能想象到集一堂没有教养、没有拘束，终日为追求二餐而生活的孩子的情况吧？身上的污臭，几使人鼻为之塞；吵嘴、叫骂、哭号，几使人耳为之震聋；摔跤、打架，甚至头破血流，更使人夺目惊心……‘集体生活’在他们脑中根本不会存在过……”从刊载于1938年5月16日《妇女生活》署名“永沂”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刚进院的孩子多么让人头疼。
　　进入歌乐山保育院后，通过文化测验，孩子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年级。他们所学的文化课，大抵与外面的小学课本相似，除语文、数学外还有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常识，教学方法也很民主。除了文化学习，老师还对孩子们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教唱《保育院院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组织战时儿童团在周边地区宣传抗日。经过保育工作者耐心的说服、恳切的教导，孩子们逐渐改掉了相互打骂、自私的恶习，在学习互助中进步着。他们变得团结而自律，爱国家、爱民族，会劳动、有技能，讲卫生、锻炼身体，艰苦朴素、吃苦耐劳。
　　1939年1月，《新华日报》记者田禾实地走访后发表了《歌乐山保育院印象记》，称这里是“三千尺上的自由天地”——这里没有一点猫鼠式的学校管理，几百个小孩的脸上一天到晚都是挂着笑脸的。文中提到，孩子们自己办了壁报、图书馆；最有趣的是会客室旁边的小公园（即巴山公园），它完全是由孩子们开辟出来的，铺路、筑鱼池、砌草坪、建亭子，连监工员都是孩子；“引人注意的是每个假山上都装设了大炮，他们还要建设防空壕，飞机场，江防要塞……这是他们创造新中国的试金石”；小公园后面的小牧场养了兔子、小羊、鸭子、鸽子，每天轮流两个同学来管理。
　　安娥在《歌乐山上的保育院》一文中还提到，每天睡觉之前，孩子们在自己寝室里开半个钟头的晚会，主要任务为每日生活的自我检讨。“有一次扩大晚会上，曾解决过这样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当孩子们初上山的时候，省份之见非常浓厚……‘打群架’的表演每天都有。后来他们在这次扩大晚会上，决议说：‘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儿童，大家都是被日本军阀炮火压迫下的流浪者。大家的遭遇一样，大家的境遇一样，大家的生活一样，大家的目的是一个，大家的敌人是一个，大家的工作是一个。因此彼此都不要分省份，不要打架。中国人的拳头，中国的武器，只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们的！’”安娥认为，“保育会……事实上给中国儿童教育开辟了新的路”，“由保育会儿童做起，将形成全国集体生活的儿童的营垒，建立起儿童抗建工作的核心作用”。
　　从保育会的文件、工作计划、报告，报刊消息以及某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歌乐山保育院的儿童曾组织小分队参加“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抢救工作；为前方将士节食义卖，募寒衣、防毒面具，缝制棉背心；到学校、军营、街头、伤兵医院宣传抗日救亡及慰问；到广播电台演唱；给前方将士及华北游击队写慰问信；办群众夜校，教大众识字读书；调查烈军属家庭状况；自己种菜；缝衣、打草鞋；下山背米运物；办小工厂制肥皂；以工代赈修路；挖建防空洞……可以说，保育工作者所选择的陶行知倡导的抗战教育（儿童必须过战时的生活，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在抗战的洪炉中锻炼）及启发创造性教育方法取得了初步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