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凡四训》有感五篇] 读了凡四训有感

读《了凡四训》有感五篇 读《了凡四训》有感五篇 【篇一】 《了凡四训》是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其在早年请一位老先生推算命数，皆被言中，从而对宿命论深信不疑，终日混混沌沌，心无所向。直至得云谷大师点化，才茅塞顿开，决定自己改变命运，“命自己作，福自己求”，最终了凡先生学问和修为都有所成。书中则是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毕生学问，“现身说法”教戒子孙改变命运。前几日，我才有幸翻开这本书，细细读来，总觉对当前的基层干部也是有所启迪。

立命。“天难堪，命靡常”，天不可相信，命没有定规，心受到命里相术的束缚，便会落入宿命的窠臼。当下，部分基层干部也深受“宿命论”的困扰，遇事易认命，遇难就把一切推脱给命运，不思进取，不作为、无作为，使自己在宿命笼罩下自我迷失，失去前进的方向，最终一事无成。“造命者天，立命者我”。作为基层干部，要主动作为，不逃避，不妥协，做到遇难而刚，遇难而定，努力改变现状，把握命运，不断成就生命的价值！ 修心。过而不知，是不智也；
知而不能改，是不勇也。想要改革创新、干事创业，就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索就会有失误，做事就有可能出错，洗碗越多摔碗的几率就越大。对基层干部来说，不怕犯错，怕的是不能直面错误，改正错误。对此，了凡先生提到要有“三心”：一是发耻心，要有评判是非对错的标准；
二是发畏心，要慎独其身，知改过的紧迫性；
三是发勇心，要有改过的决心和勇气。有此三心，便可修心，重塑自我。

积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书中提到十件积善之事，都是人与人相处遵循的原则，与基层干部紧密相关的，则有以下二三。与人为善，学会善待他人，多一点宽容和理解，少一点责难与苛求，同事之间，干群之间就会多一些融洽和谐；
救人危急，患难颠沛，人所时有，多行雪中送炭之事，救急救难，便是最大的善行；
兴建大利，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对公众有益之事，就发起兴建，做到心中有民，尽责为民。

谦德。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但是真正能听进忠言，喝下良药的又能有几人呢？忠言固然中肯，但是听者若不心怀若谷，再好的忠言也是于事无补；
良药固然重要，但若双唇紧闭，再小的病也无药可救。所以说，谦德是修身的前提，也是成事的保证。谦虚收敛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胸怀，基层干部常怀谦虚之德，多听别人意见，多看别人长处，多找自身不足，才能修身慎行，独善自养，才能更好服务基层，建设基层！ 【篇二】 “推进农村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以文化繁荣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要守护文化之根”……今年全国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建言献策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乡村文化振兴上。乡村振兴需要文化支撑，既要塑乡村“美丽之形”，更要铸乡村“美丽之魂”。

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现有的很多村庄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深入发掘乡村文脉，盘活乡村文化资源，铸造“美丽之魂”，也是乡村获得“造血”功能的一个关键。紧邻潮白河的宝坻区小辛码头村，是“千年古渡”，留下《了凡四训》的明代宝坻知县袁黄，曾在此试验成功“南稻北栽”。经过近年来的改造提升，这里青砖黛瓦、稻海渔歌，漫步这处“千年古渡”，宛若置身江南水乡。古渡渔村已华丽转身，小村庄形成了了凡文化、稻事文化、漕运文化、农耕文化四大文化旅游主题，每年接待游客数量达到15万人次，村民年人均收入从过去不足1万元提高到了3万余元。“今年启动公共配套服务提升、生态景观打造等二期工程。小辛码头村又迎来了新的起点。”谈及未来，村党支部书记徐江信心满满。

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不是单纯追求城乡齐步走，也不是搞成千村一面的一刀切，而是要坚守传承农耕文明，提升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守护淳朴之风、质朴之气、纯朴之美，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近年来，天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步伐稳健而有力。杨柳青镇的年画文化、下营镇的长城历史文化、潮白河沿线村庄的渔业文化、运河沿线村庄的漕运文化……一个个村落在津沽大地上焕发了新的活力，既塑造了整洁靓丽的村容村貌，又树立了乡村新风尚。仅2018年，天津就规划建设了三批29个产业聚集、生态宜居的特色小镇，充分发掘当地的自然、人文、历史等特色，形成一镇一韵、一村一品的良好格局。

“没有乡村文化的高度自信，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就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相较于塑形，铸魂的难度更大，也更重要，需要持之以恒，不断提升。乡村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时间，乡村文化的传承既要“摸清家底”，还要跟上时代步伐，在发掘优秀基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融入新时代的精神要素，只有真正做到“以文化人”，才能更好地实现安民、富民、乐民，为乡村振兴带来源源活水。

【篇三】 《了凡四训》中提到：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
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
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古人尚知“因循”弊病而想要杜绝，新时代的追梦人又怎能因困于因循藩篱而止步不前呢？ 因循者，默守陈规不远改革、变革者，无外乎几种心理。或有太过自信者，坚定认为自己永远都是对的，所以又怎会放弃自己的“成功经验”而发现当前存在问题呢？也有太过自卑者，存在“本领恐慌”“能力恐慌”，担心自己打破陈规选择的另一种方法，做不好、出差错。当然还有中规中矩者，举棋不定，左右摇摆，甚至认为对或错不重要，改与不改没两样。

改革都是不容易的，在曲折道路中不断前进。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改革、戊戌变法，还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改革开放，我们都不难发现，纵然改革有成功有失败，但是改革的力量是巨大的。改革的伟大在于它打破了因循藩篱，它突破了当下的认知，它推动了整个时代的发展步伐。毛泽东的一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让我们见证了南泥湾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到陕北“好江南”的奇迹。所以，打破因循藩篱，我们还需要从自我开始改变。

打破因循藩篱，需要认知自我发现不足。故步自封只会圈地为牢，自我膨胀大多源于不自知，即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想要寻求新的突破，我们首先得学会正确认知自己，查找自己所存在的问题，发现自己的弱项和短板。唯有如此，才能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去弥补不足，找寻到更为有效的工作方法等。我们党员干部依然如此，日常工作中难免会遇到阻碍停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抱怨问题障碍的困难度过高，而是应该发现自己在工作推进过程中，是否存在照搬照抄、做法不当等问题，发现问题后还需要及时纠正更改，跨出自我设定的圈子。

打破因循藩篱，需要强化学习提高能力。工作推进中，若发现自己能力不足，只会想着哪里有没有“现成的做法经验”，当“学习借鉴”变成“依葫芦画瓢”，小心可能会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所以，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在平时的生活中、工作中，应需要加强学习，增长自己的见闻、拓宽自己的视野，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这样，才能结合实际工作，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类问题，不担心害怕“变化”，因为脑中有对策，任何问题处理都“万变不离其宗”。

打破因循藩篱，需要鼓足担当作为干劲。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一直顺顺利利的，有磕碰停滞很正常，出现失误也很正常，可是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因为“害怕出错”而“不敢有所为”。国家为了保护我们敢做事勇改革的干部，出台了“容错纠错”等一系列保护机制，所以我们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拿出敢于做事的决心和勇气，走出“自我保护”的因循藩篱，为推进工作开展找到好方法、走出“新路子”。

【篇四】 《了凡四训》第一篇便讲了“立命之学”，“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表达了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与习总书记讲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不谋而合，也告诫我们为官者不能“坐等天命”，要自修功德，力行善事，不落凡夫窠臼，书好为官的“立命之学”。

修官德，树立命之“好德性”。“德者，性之端也”。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立国”之基，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国君强大，有德者昌；
弱小，饰诈者亡”，司马迁把修德列为治国的三大方略之首；
“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西汉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言献策强调德的安民作用；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为官者，要将修德养性作为执政的终生课程，不因矜惜名节而碌碌无为，不因位高权重而得意忘形，更不能只好官，恨不得一岁九迁，而抛德，宁做金漆饭桶。应“三省吾身”，无论“大事”“小节”，都察德修德，做到三命而俯，以德为先。

积善行，树立命之“好口碑”。“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贤者善行，为国为民，百姓拥之。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道：“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善行，无出其右。武周政治家狄仁杰为民请命，剿匪除恶，后世称其“唐室砥柱”；
会稽太守刘宠兴修水利，让百姓安居乐业，获美名“一钱太守”。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身居庙堂，应事事不忘渔樵，心系万家灯火，情牵百姓忧乐，做到“官为民役”，为百姓行善事，以群众口碑检验施政成效，用群众的话语权来记“功过格”。

惜精神，树立命之“好颜色”。“敢上九天将月揽，为邦不惜鲜血流”。没有敢为人先的魄力和踔厉风发的精气神，便难成气候。了凡告诫儿子“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因循二字耽阁一生”，做官做事亦怕“因循”二字。循规蹈矩，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尸位素餐，为官不为，要得这“官服”作甚。为官者，务惜精神，要有“求则得之”的信念，要有“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进态度，要有据水断桥的胆识和锐气，想干事，敢干事，干成事，勇做“闯将”“干将”，在“官薄”上书得浓墨异彩。

【篇五】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风的建设和传承。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可见把家管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治家方面，明代后期曾任宝坻知县的袁黄堪称典范。袁黄官位不高，但勤政爱民，治绩显著，被时人赞为“吾邑二百年来所未有之良牧也”。值得称道的是，袁黄律己极严、治家有方，立下了清正、和睦、向善的良好家风。他是“功过格”的积极实践者，同其妻子把每天的事情都记入《治心编》，随时检讨和改正自己的过失；
袁黄在县衙空地“皆令种蔬，尽足供给，且不使家人辈无事而食，长其游惰”。袁黄老来得子，但宠而不溺，并专门写下诫子文，也就是广泛流传、影响深远的《了凡四训》，告诫其要发耻心、发畏心、发勇心，“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后其子出仕为官，亦卓有政声。

在立家风、正党风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新中国成立后，曾建议全党读《触龙说赵太后》，感受“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深意，并始终恪守“三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
念旧，但不为旧谋利；
济亲，但不以公济私。专门制定了《十条家规》严格要求亲属。李先念同志告诫子女：“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你们的腿”。这些家训、家规，彰显出共产党人特有的风范风骨，成为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时期，我们党还有许多先进典型，也都是严于持家的模范。焦裕禄给儿女留下了“带头艰苦、不搞特殊”“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的家训；
杨善洲身为地委书记，他的家人却一直生活在农村，过着与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 党员干部的家风，是反映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窗口”，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晴雨表”。群众不仅关心党员领导干部自身是否廉洁自律，更注意其配偶子女等在社会上的言行举止。如果领导干部的亲属中有人违法乱纪，不仅影响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形象和威信，更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