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化与融渗:从课堂设置看德育与智育历史发展演变及趋势

　　摘 要：中国古代德育课和智育课没有明显界线，两者通常合为一体，但从其中教学内容上看呈现出高度重视德育的特点。近代以来，中国德育课和智育课进行了科学分化，虽然智育课的比重远远超过德育课，但“德育为先”等思想的提出又凸显出德育的首要地位。未来德育和智育关系的发展走向将呈现出融合与渗透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课程设置； 德育； 智育； 发展演变
　　中图分类号： G４２３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１）０５－００８５－０４
　　
　　 德育和智育是学校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本文将从各个历史时期学校课程设置的状况来分析德育与智育地位的演变和发展趋势，以期对当前的教育起到借鉴作用。
　　 一、德育与智育的合一
　　 中国从学校教育开始至近代以来，德育与智育就是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但在课程设置上，古代德育课与智育课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许多课程既包含着德育内容，又包含着智育内容，具有合一化倾向，以至于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知识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1］。因此，中国古代课程呈现出德育内容远高于智育内容的历史发展轨迹。
　　 我国最早的正式学校出现在夏朝。夏商周时期的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也。”［２］“明人伦”即是让人明白人与人相处关系各种行为和道德准则，可见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都是德育课。西周时期的课程设置也是以德育课为主。《周礼》中记载当时有三类课程，“六德”、“六行”、“六艺”，其中“六德”、“六行”都是德育方面的课程，在“六艺”课程体系中的核心是礼、乐两门德育课程。而射、御、书、数则属于智育课，但其中也孕含着礼、乐道德教育的相关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官立学校衰落，私立学校逐步兴起，其中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教学体系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教育理论。孔子私学的教学科目有四科，即文献、德行、忠诚、信用四科，［３］其中德行、忠诚、信用三科都是德育课程。《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门课中处处渗透着道德教育。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说《礼》使人行为符合道德规范；《乐》使人心怀舒畅；《书》使人知书达理礼；《诗》使人温柔敦厚；《易》使人安然处世；《春秋》教人交往言谈得当，褒贬有据不至于犯上作乱。可见，道育是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而智育则包含在德育课内进行，奠定了中国几千年来重视德育而轻视智育的基调。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后，儒家经典成为历朝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明令规定的教材，从而使贯穿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道德教育成为官学和私学教育中开设比例最大、地位最高的课程。如当时汉朝官学以太学为主，两汉太学博士所教授的课程分别有：“鲁诗”、“齐诗”、“韩诗”、“欧阳书”、“大夏侯书”等14门课。［４］这些课程传授的都是儒家经典，主要进行的是道德教育。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这一时期儒学受玄学、佛教、道教的影响，其独尊地位不复存在。但官学中仍是以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道德教育仍是社会主导。隋唐时期恢复了崇儒兴学的政策，因此当时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均以儒家经典为主，即以德育为主。
　　 宋朝还提出了“兴文教”的政策，儒家经典学习的课程有所增加。如宋真宗时期校定了《周礼》、《仪礼》、等七经疏义。随后又编了《论语正义》、《尔雅疏》、《孝经正义》、《孟子正义》四部经书，与《九经正义》共合为《十三经正义》，颁布于学校，成为法定教材。［５］除了这些儒家经典课程外，还有一些佛教和道教的课程，南宋孝宗时期开设了一些理科方面的智育课程，如“命诸生暇日习射，以斗力为等差，比类公、私试，别理分数。”［６］但从课程的比重来看，远远少于儒家经典学说。宋朝私学教育中书院是最主要的形式，书院内教学的主要内容是理学。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明朝书院的教学科目和目的可以从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纲领性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看出。《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规定书院的“五教之目”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７］其中的“五教之目”、“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德育方面的内容。
　　 元朝时期的官学和私学开设的课程也主要沿袭宋代重德育的儒学经典教学模式。及至明朝，其教学课程改为程朱理学，“造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８］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科目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御制大诰》，其通过列举死囚的罪状来劝人安守本分，也是道德教育方面的课程。除国子监外，官学还有宗学和武学。其中宗学是为贵族子弟开设的贵胄学校。其开设课程为《皇明祖训》、《孝顺事实》诸书，兼读《四书》、《五经》等课，这些课程均以道德教育为主。武学中除了开设《武经七书》等智育课外，也学习儒学，朝廷均用“文武重臣教习”，［９］以强化道德教育。
　　 清朝仍沿袭重德育的政策。《圣祖御制文集》中记载了清圣祖康熙帝观点：“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在才德难以兼全时，只能“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因此，官学教育指导思想也是德育为重。《大清会典·学校典》中记载乾隆二年曾将教学内容又可分为“明经”和“治事”两大类，“明经”主要是德育课，要求“仿宋儒胡瑗经义斋、治事斋法，严课诸生”，“于人伦日用之理切实讲明”；“治事”主要是智育课，“其治事者，如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宫、河渠，算法之类，或专制一事，或兼治数事，务穷其源流，考其利弊。”虽然清代智育课程的种类有了增加，但仍未改变社会上重德育轻智育的传统。
　　 因此，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学校教学课程均以儒家的经典著作为主。虽然这些儒家经典课程不能等同于德育课，但在这些课程中充斥的几乎都是封建伦理纲常及与之关联的道德礼教。正是因为儒学的这种德育功能，才使得儒学成为封建帝王极力推崇的官方学说。因此，虽然这一时期德育课与智育课没有明确划分，但以儒学经典为核心课程的教学模式，使道德教育比重远远超过科学文化教育，形成了德育为重、智育为轻的教育传统。
　　 二、德育与智育的分化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自我封闭的格局，为了改变极度落后的科技水平，中国教育领域开始改革并呈现出普及化和科技知识课程化的倾向，德育课与智育课也逐步分化。在分化的过程中智育课程比重逐步提升，德育课程比重日益减缩。
　　 中国传统智育科目的改变始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坚称教育仍要以中国的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西方科学技术等智育课程只不过是“救空疏迂谬之弊”而设的。因此晚清虽然开设了许多智育课程，但传统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课程比重仍然很大。
　　 在中国较早将德、智教育分科提出来的是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三人。1897年4月，他们在编写的《蒙学读本》中指出：“泰西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政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事也；蒙养之道，于斯为备。是编故事六十课，属德育者三十，属智育者十五，属体育者十五。“这是中国较早将德、智分科教学的尝试，而且从中可见德育的比重仍大于智育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