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变迁与教育危机

　　媒介对教育模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媒介不仅是我们获取文化和技术的手段，而且它本身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技术，这种文化和技术必然对建基其上的教育产生影响，选择/创造了适合第一媒介特性的教育模式并结束上一个文化时代的教育模式。
　　 审视西方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教育危机的发生时间（公元前5世纪、16世纪和20世纪前后）都与当时社会文化中第一媒介的变迁期高度契合。对此，媒介环境学创始人尼尔·波兹曼归结为第一媒介的每一次变迁都引起了教育危机，教育的目的、任务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因为，不同的媒介方式构造的是不同的认识论，不同的认识论对“学习”“知识”“怎样获得知识”等事物的界定必然是不同的，正如同印刷机和电视对学习的定义是不同的，由此决定了教育（学校教育）的性质和样貌的不同。对于美国当前问题不断、争论颇多的教育，波兹曼认为这正是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的典型例证。危机出现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电子革命。
　　一、第一次教育危机
　　 西方教育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在这期间，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过渡。第一媒介的变更直接导致了社会文化认识论的转变，改变了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知识的看法，进而对原有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教育危机由此而出现。
　　 在书写字母出现之前，古希腊处于口语文化时期。这个时期的教育是口语文化的产物，具有突出的口语文化特征，以培养感官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为目标，强调口头发音的准确清晰、口才的雄辩和体魄的强健，采用的是与弹唱等活动紧密相连的教育方式。体操学校、文法学校和弦琴学校三者是相互配合完成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和音乐艺术（包括文学）的课业。人们学习以文法、修辞学和哲学（“三艺”）为主的文化知识，目的之一就是训练学生雄辩的演说术。
　　当书写字母文化兴起之后，学校教育的目标发生了明显转向，对理性的强调、对视觉/阅读的重视等逐步代替了和谐发展的理念，并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于是，整个口语文化的教育大厦歪斜崩塌了，建基其上的古希腊学校教育理念及其方式被彻底颠覆，由书写字母所主导的认识论、价值观和教育观取而代之。体育馆、音乐学校和士官学校迅速凋零，文法教师地位上升，修辞学校及修辞课程等受到削弱，教学内容也日益流于空洞无物与形式主义化，因为随着字母书写的兴起，人们已不再那么倚重口头表达，演说在希腊人的生活中逐渐丧失重要地位。当然，媒介变迁是导致教育危机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雅典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动也是导致教育危机不可忽视的原因。
　　 波兹曼认为，柏拉图的著作反射并解答了雅典教育危机的状况及原因，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清楚地揭示出古希腊从口语文化过渡到字母书写文化后社会文化全然一新的发展方向。在字母书写文化的基础上，柏拉图强调理性思维，提出理念论和回忆说，并将它作为教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柏拉图认为认识不是对物质世界的感受，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认识真理就是接近最高真理的理念，因此学习的过程就是恢复固有知识的过程，“学习只不过是回忆”[1]。柏拉图重视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认识，认为概念和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理性的训练是柏拉图教学思想的主要特色。在教学过程中，柏拉图认为要始终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为最终目标。在《理想国》中，他多次使用了“反思”和“沉思”两词，认为关于理性的知识唯有凭借反思和沉思才能真正的融会贯通，达到举一反三。感觉的作用只限于对现象的理解，并不能成为获得理念的工具。因此，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心思凝聚、学思结合，“通过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最后达到‘善’理念的方法”[2]。
　　 处于雅典社会文化变动之中的柏拉图，他的教育思想也呈现出典型的双重性，同时具有明显的书写文化倾向和口语文化倾向。一方面，柏拉图强调理性教育，认为掌握理性知识是启发智慧、培养理性的基础，重视算术、几何、天文等学科，坚信辩证法是理性教育及其完善的顶峰，他不容置疑地指出“辩证法像墙头石一样，被放在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最上头，再不能有任何别的科目放在它的上面”[3]。这无疑是文字媒介的共鸣。另一方面，柏拉图延续了雅典的教育理念，提出了对世界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和谐教育”思想，认为体育和音乐教育是两项最基本的教育，两者结合可以塑造心灵、培养善德、锻炼身体、增进健康，实现“爱智和激情这两部分张弛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4]，培养高尚完美的人。这无疑是口语的共鸣。
　　雅典时期的教育危机，是西方教育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危机，对后世的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次危机中，整个社会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都发生了转向，其根源则在于书写文字的出现和普及。至于学校教育所面临的第二次重大危机，有待于再一次的第一媒介变革的发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出现于15世纪的印刷机。
　　二、第二次教育危机
　　16世纪，西方教育领域内发生了一场重要而深远的变革，各国的教育改革运动风起云涌，波兹曼称之为西方教育史上的第二次教育危机，而危机的根源在于印刷机的出现。
　　 不断普及的印刷机及其产品使整个欧洲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催生了从宗教、文化到教育等多个领域的改革运动。被媒介环境学者视为典型例证的便是建立在印刷机基础上的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学校教育的改革。宗教派别之间为了争夺教育权和出于培养本教派后续力量的目的，都将学校教育摆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大力推行面向民众的文化教育，实现了教育的世俗化，进而打破了罗马教会的教育垄断权，教育权力逐步转移到世俗国家手中。这场运动直接促使学校教育开始采用本地化语言进行教学，改变了以往古典拉丁文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如阿什克罗夫特评述的“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学校教育在欧洲的普及。在没有印刷术的文化里，让人人学会读书写字没有必要，因为从来就没有任何副本数量足够的教材。唯有精英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这群人学习的重点是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因为大多数的书是用这两种文字写成的。有了印刷术之后，凡是重要书籍人人都能拥有的可能性就比较容易实现了，这就是普及文化的理性依据”[5]。以英国为例，印刷术传入以前，英国书籍的唯一来源是修道院，而且是手抄本，内容只限于教会允许的范围。印刷术的传入和推广大大促进了书籍的出版和读者的增加，及至1500年，英国至少已印了360种书[6]，较大规模的私人图书馆也逐步涌现。这些都必然地加速了人文主义新教育理念的传播。人文主义的教学诉求逐步凸显，人文主义者们不仅热衷于寻找被中世纪的人们忽略或遗忘的古典作品（或者找到比之更好的文本），而且还沉迷于编辑制作拉丁语和希腊语文本以及将希腊语著作翻译成拉丁语，旨在复兴古代的知识与修辞、古代用语的纯洁以及古代论辩的技巧[7]。教育方式也从基于辩证和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转向更加强调修辞和伊拉斯谟的方式、从基于聆听转变为基于阅读。于是，在该时期的学校教育中，学生不再仅仅是聆听，而且还要读和写。无疑，这一教育现状的转变是建立在印刷机生产出的相对便宜的大量文本这一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