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及其东亚汉语教育史价值

　　[摘 要]在我国，关注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者还不多，从类别、体例、结构形式入手，考述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来源，可以有效说明其语体性质，特别是其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的价值。以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研究价值、东亚汉语教学史研究价值，以及东亚汉语言文字史研究价值发掘为基本目标，对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就汉语言文字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比如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文字史、汉语词汇史等学术领域的意义。而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则凸显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學”课本文献在东亚地域汉语史视野内所具有的较高学术地位，并说明研究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语言非常具有必要性。
　　[关键词]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东亚汉语史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01-07
　　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与越南人学习汉语的关系至为密切，这是越南人近千年来学习汉语的智慧结晶。越南人通过汉喃“小学”“蒙学”课本，不但了解汉语书面语体语言，还对汉语“口语”语体语言有所接触和把握，而越南人及其相关学者所编写的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又是他们认识汉语语言规律的集中体现，其语言教学意识，则又制约着他们在编写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时所要表现的语言内容及其所采用的体例与结构形式。
　　一、近代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类别
　　我们根据刘春银、王小盾、陈义编写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2002），刘春银、林庆彰、陈义编写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补遗》（2004）等工具书，①
　　以及对于越南国家社会科院下属汉喃研究院图书馆，法国国家科学院东方语言研究所图书馆、法国法兰西远东学院图书馆、亚洲学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以及梵蒂冈图书馆等地的实地调查，发掘出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学”等与汉语学习相关的课本110种左右。这里，我们依据教学安排、内容和功能进行分类，打破传统“四部”、“小学”和“蒙学”等的分类模式，将重要的汉喃课本76种进行分类，计有十类：
　　第一类是字书类，其中包括《字典节录》（1852）、《字学训蒙》（1877）、《字学四言诗》（1882）、《字学求精歌》（1879）、《检字》（1895）、《难字解音》《幼学文式》（1915）、《习汉字式》（1899）、《华文字汇纂要习图》（1899），共9种；第二类是辞书类，其中包括《三千字历代文注》（1819）、《今文字略》《村居便览》《大南国语》（1899）、《三千字解译国语》（1917）、《日用常谈》（1827）、《五千字译国语》（1909）、《字类演义》、《指南玉音解义》（1761）、《南方名物备考》（1901）、《指南备类》《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1897）、《道教源流》（1845）、《南国方言俗语备录》（1914）、《大南国粹》《俗谚略编》《南雅民志考》（1912）、《人事常谈谚语集》，共18种；第三类是音义类，其中包括《三千字解音》（1831）、《汉字自学》（1942）、《二十四孝演音》（1871）、《三字经解音演歌》（1836）、《诸经日诵集要》（1898），共5种；第四类是音韵类，其中包括《钦定辑韵摘要》（1839）、《字字国语古》（1918）、《千字文解音》（1890）、《国音新字》《翻切字韵法》（1745/1834）、《三教一原解音》（1860）、《诗学圆机活法大成》（1835）、《诗韵集成》《诗韵集要》（1841）等，共9种；第五类是注译类，其中包括《明心宝鉴释义》（1836）、《三字经撮要》（1851）、《三字书新汇》（1911）、《三字经》《南风解嘲》，共5种；第六类是讲史类，其中包括《阳节演义》（1886）、《小学北史略编》、初学问津（1874），共3种；第七类是常识类，其中包括《村学指径》（1904）、《塾学指南》、《五字经》（1899）、《幼学汉字新书》（1908）、《启童说约》（1881）、《幼学普通说约》（1908）、《陈文庆小学格致》（1912）、《课儿小柬四字国音体》《女小学》《医学三字经》（1937），共10种；第八类是范文类，其中包括《初学指南》（1773）、《幼学文式》（1915）、《初学五言诗》《词翰举隅译国语》（1907），共4种；第九类是训蒙类，其中包括《女训三字书》《小学句读》《四字训蒙》《幼学故事寻源》（1942）、《四字训蒙》《训蒙集》，共6种。另外，还有一类是与越南语学习相关的用欧美语言及日语编写的越南语和汉语教科书，比如《西汉同文法》《西语译汉入门》《安南语广文典》等等。
　　二、近代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体例及结构形式
　　汉喃课本的体例安排与结构形式，与其编写者所确定的教学课程性质、标准要求，以及教学目的存在密切关系。比如《三千字解音》题富文堂印于皇朝辛卯年（1831年），署月常人训郡公校订并序、吴时仕参与校阅于景兴丙申年（1776年）云云。其书首有后人新置之纸，手题《自学短要三千字》，正文以“字学纂要”为题。然后，列“天地举存”等，用喃字注音，取便的是学习者的读音习惯。再如《三千字解译国语》《越南汉喃文献目录》称它为汉喃越三语辞典，收汉字三千个字头，以喃字释义并以越南文注音，编者、时间均不详。《越南汉喃文献目录》还说它另有启定二年（1917年）抄本一种，无喃字部分。我们看到的版本是柳文堂藏版，题为：“维新乙卯年季秋新镌”，即维新九年，公历1915年印本。其《序》称：“一字一义，叶以音韵，所以便初学之记诵也。前此注以喃字，或一字而可叶数音，未足为据。自有国语字注，而书各有字，字各有音，截然不相混乱，善哉！”可见，本书的注音是有时间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用喃字注音。但喃字注音也有问题，即一个字有时会标注几个注音，这就会给学习者带来不便。第二个层次，就是所谓的“国语字音”，即1885年以后用罗马字拼注越南汉字音。因为大量使用罗马字是在1907年前后，所以，这里的“国语字音”标注当在20世纪初期。用罗马字拼注越南汉字音相较喃字确实有其准确和便利之处，所以，本书《序》又说：“国语字体，诚为我国普通学之第一法门也。”这篇用汉字写的《序》之后，是用“国语字音”翻译过来的“国语序”。正文则称：“增注三千字国语解音”，然后是“三千字注音”。汉字的旁边是喃字，汉字的下边是罗马字注音。比如“子”（6页），喃字是“昆”，罗马字注音则是“con”；“夏”（11页），喃字是“务”和“夏”，具有两个读音，罗马字注音则是“wua”“ha”；“莲”（11页），喃字是“莲”，罗马字注音则是“lian”、“len”；“更”（22页），喃字是“吏”，罗马字注音则是“gang/gai”等。作者这样安排，显然是为了满足具有三种文字学习习惯学生的需要，即学习旧的读音和学习新的标准读音要求都得到了相应的满足，这肯定与其汉语中级水平程度汉语教学目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