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自鹏：幸福之道

　　“201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公平感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问卷调查的6000名全国各地成年公众之中，有24.3%的人不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不再相信“教育改变命运”，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一部分人对社会公平状况和学历教育背景的怀疑甚至不信任。当考入大学变得“容易”，当“最难就业年”冲击高校毕业生，当“拼爹”游戏变得“流行”，“教育改变命运”似乎已不再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价值，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教育对人的成长到底意味着什么？究竟是阶层流动的必由之路还是上升通道的唯一捷径？抑或是个体社会化的客观需要和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回答这样的问题，每个人有不同的答案。在本文主人公，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天铁集团教委原主任、现任党委书记陈自鹏看来，教育能否“改变命运”并不是衡量教育最重要的标准，教育能否使人“幸福”才是。
　　在他发表过的文章中，《论教育的功利性》一文值得人们深思，他说：“教育有没有功利性？我说有。不仅我说有，古今中外不少人都说有。有文献为证： 孔子有句名言：‘学而优则仕。’他的意思是说书读好了可以去做官。如此说来，孔子可以算作是功利大师了。西方呢，则把功利描绘得含蓄些、中性些。培根《论读书》中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他也是在说明一个道理：无论如何，读书受教育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也是有功利在里面的。功利有错么？功利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什么样的功利。我们知道，功利有大功利和小功利之分。我们的教育还是要倡导为国为民的大功利，少些为己为私的小功利。周恩来总理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总理的话立意高远，引人奋发！我们说这就是一种大功利，这样的功利无疑是崇高的、伟大的，可歌可泣、可褒可扬的。一个人如若有了这样的情怀、这样的志向、这样的境界，他的目标定会更加远大，志向定会更加坚定，读书一定会更加成功。我认为，教育还是应该摒弃小功利，倡导大功利。这样的教育才会是大气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说得清楚明白，教育所承载的远远不是改变个人命运那么简单。他进一步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幸福：教育者应幸福，做幸福的使者、创造幸福的人，为学生一生幸福奠基，教育者应幸福地学习、工作、思考、研究、传播、成就自我；受教育者应幸福，幸福地学习、成长、收获。陈自鹏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人。天铁的校长、教师们说：“和陈先生在一起，我们很幸福。”是的，当他们遇到教育的难题时，总能在陈自鹏那里找到答案，可能是他说的话做的文章，可能是他的管理经验和人生经历，给了他们很好的启发和借鉴。对陈自鹏和“天铁人”来说，不断探寻规律和进行自我教育就是幸福之道。
　　做学生：学到老，活得好
　　人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可由于政治的原因，陈自鹏的父母在他刚6个月大时被迫离散，他由爷爷和父亲带大，母爱的缺失成了他一生难以弥补的遗憾。1959年，他出生在津郊，上学不久便赶上动乱年代，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求学的经历一波三折，其间两次中断学业。小学前几年，陈自鹏并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经常逃课玩耍。一天，他缺勤的事被爷爷和父亲知道了，没有想到，长辈们没有批评他，而是像往常一样，在他到家后端来一碗汤面给他吃。怀着惭愧的心情，陈自鹏硬着头皮、流着眼泪吃完了面。看他吃完了，爷爷用手巾擦掉他的眼泪，语气平缓地说：“孩子，逃课、逃学是不对的。你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意思吗？”爷爷是个文化人，从小给他读诗书讲古训，使他明理懂事向学，可孩子毕竟是孩子，怎能不受混乱环境的影响？那是整整一代人无法逃脱的命运。爷爷简短的教诲，小自鹏一直谨记在心，后来家庭的变故更是彻底敲开了他蒙昧的心房。小学四年级时，爷爷患急病骤逝，从小由爷爷带大、和爷爷感情深厚的小自鹏悲痛万分，想到爷爷对自己的疼爱和期望，他下定决心，一定好好学习，告慰爷爷的在天之灵！从此以后，他发奋学习，也有了尊师的意识：“老师对我这‘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视同仁。我深切地感到，一个好老师应该是不世俗、不势利、不偏心、不自私的。他们关注的是学生的进步，把所有的学生都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他们有多少知识都会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更加尊重老师，当然我也得到了老师的尊重。”（本文引用部分出自陈自鹏口述及其自传体、自述类文章）
　　由于“出身”问题，1971年，该升初中时，陈自鹏被迫辍学，197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回到学校继续学业，成了蔡公庄中学的一名初中生。正值“文革”时期，教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即便如此，教师们还是对学生倾注了无私的呵护与关爱。“那时班里有个同学，高位截瘫，走不了路，家里人天天背着他来上学。老师们很同情他的遭遇，总是想方设法照顾他，并且号召同学们积极为他解除后顾之忧，这使得他和家人十分感动。还有一位朱姓同学，耳部有残疾，人很淘气，家里生活不是很好，同学们大都瞧不起他，送他外号‘半拉耳’。但是老师们并不歧视他，给了他很多关爱，我们也从中受到教育。”
　　1974年，陈自鹏15岁，再次因“出身不好”未能升入高中。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报考时虽遭受阻力，但最终报名参加了考试，并终于如愿以偿，考入静海师范学校，成为英语专业的一名“准教师”。1980年，他自愿申请到位于河北涉县的天津铁厂修建部学校，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教师生涯，而这对于他还仅仅是个开始。
　　为了更好地履行教师职责，陈自鹏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于1980年到1988年先后完成了电大英语、电大科技英语翻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科及本科的学业。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虽然不能去世人瞩目的奥运会上挽星摘月、披金挂银，但万事同理，生活中有很多需要极费周折、极费力气才能干好的事情，比如自学。自学，也是一场征战，也有个‘摘月’的问题。其一，是愿不愿摘月，其二，是敢不敢摘月。愿不愿摘月是个志向问题。君不见，有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壶茶，一支烟，一件小事聊半天；不读书，不看报，嘻嘻哈哈净胡闹。这是一种懒惰行为，也是价值取向上的一种极端自私行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现代文明，可现代文明从何而来？它主要是来自学习和创造，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只知索取、不知奉献，那是何等的狭隘、何等的自私！敢不敢摘月是勇气问题。捧起厚厚的书本，面对浩如烟海的科学技术知识，敢不敢攻关、敢不取登攀，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是办不到的。摘月，是一种精神境界。”凭着“摘月”的精神，他在1997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硕士课程班，2004年攻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班，2005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成为教育史专家王炳照的得意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