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原繁“战后体制构想”之教育观

　　[内容摘要] 在日本杰出的政治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南原繁的诸多活动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是其构建的“战后体制构想”，其中“教育改革”是其重要支柱之一。他带领“教育刷新委员会”坚持自律自主的改革原则，睿智地协调文部省和GHQ，相继出台了《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法规，被誉为“战后给日本人带来最大福利”的“建国之父”。
　　[关键词] 战后体制构想；教育基本法；教育刷新委员会；大学的自治；学术的自由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7）01-0038-06
　　日本著名的政治学者、理想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南原繁（1889—1974）在二战结束后日本国民生活物质匮乏、精神虚脱， 国家不知何往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导引航程舵手般的作用，被誉为“建国之父”。
　　作为东京大学校长，为了践行他本人提出的“战后体制构想”中的教育改革，他辞去了所有的社会工作，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日本战后的教育改革中。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寺﨑昌男高度评价：“战后10年的东大历史无法与南原繁校长的名字切割开来。东大受益于南原繁这位具有明晰的洞察力和现实的政治力、极强的统帅力和众多人脉的校长，才完成了战后改革。”①“南原繁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坚信只有通过依据真理的教育和培养国民的创造力，方可完成日本人的精神革命，而支撑起信念的则是世界的永久和平。这位给予战后国民最大影响的理想爱国主义哲学家、虔诚的基督教徒，不仅故乡的人不会忘记，即使是现在众多的日本人也不会忘记。”②
　　一、南原繁的“战后体制构想”
　　关于南原繁的“战后体制构想”，笔者认为应包括：日本宪法的制定、日本教育改革、日本的国体问题、放弃战争和永久和平等系列问题。加藤节认为南原繁的“战后体制构想”是其努力践行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高度体现，现归纳如下：一是鼓舞了陷于战败后精神颓废的日本国民，使他们重新唤起了民族自负和骄傲；二是切断了旧体制历史。对于祈求实现真正爱国的南原繁来说，唯有彻底清算毫无正义的旧体制，才能重新开启新征途；三是谋求自律自立的改革。从“战后体制构想”我们不难看出他十分关注的是在切断历史的基础上，日本国民是如何自律自主地进行这场势在必行的战后改革的，这与他的民主主义论和“共同体论”③相关联；四是构成“战后体制构想”基本要素即针对GHQ主导下推进的改革过程中是如何进行抵抗的问题。南原繁对GHQ推进的日本民主化本身没有异议，但他对于来自于外部的强制性改革有所抵触和抗议，因为他无法失去作为强烈的爱国民主主义者的民族自尊和傲骨。加藤節：《南原繁の思想世界》，東京：岩波書店，2016年，第81—85頁。
　　加藤节高度评价构建“战后体制构想”的南原繁，“犹如当年唤醒在拿破仑军蹂躏下的德国国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促使德国从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转化的费希特。他发出的‘创建新日本文化、建设道义国家’，以图‘民族的复兴与再生’的《告日本国民书》，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给予战败后失去信心，丧失前进方向的日本国民以巨大的鼓舞和强烈的共鸣。”加藤節：《南原繁の思想世界》，第81頁。
　　在日本战后的各项改革中，南原繁主张日本战后的教育改革应该与制定新宪法一样同等重要。“日本要实现真正的复兴，就要尊重个人意志，培养追求真理和正义、热爱和平的新国民，要将人类的理想渗透到国民的心灵，需要进行一场‘人间革命’，从大学到小学有必要进行一场大改革。” 山口周一：《資料で読み解く南原繁と戦後教育改革》，東京：東信堂，2016年，第289頁。为此，1946年9月4日和5日，被选为知识分子代表的议员南原繁在宪法会议上提出，明治以来的《教育敕语》已不符合新宪法的精神，希望政府在研究的基础上，寻求符合新宪法精神、培养新国民教育体系的理念和方法，并用政令取而代之。
　　1949年1月1日，南原繁在“振兴祖国”的演讲中向日本国民阐明，振兴祖国是一场自律自主的“人间革命”，唯有培养人格的确立、追求真理、崇尚自由的新国民，此乃教育的真谛。同年12 月，南原繁赴美国华盛顿出席了“被占领国全美教育会议”。他在“日本教育改革之设想”的演讲中再次阐述道：“承认每个人的个性，以真理探求自由，乃构成日本教育改革之核心。”南原繁：《思い出の人々》，《南原繁著作集》第十卷，東京：岩波書店，1984年2月特装版，第299頁。“教育最本质的问题即指导战后日本教育的理念，其实质亦即探求人格的完全确立和真理的自由。这既是西洋‘文艺复兴’的理想，也是日本，我本人的一贯主张——我们一定要有日本自身的‘文艺复兴’。”南原繁：《内村鑑三先生》，《南原繁著作集》第十卷，東京：岩波書店，1984年2月特装版，第301頁。南原繁认为1868年的明治维新应是进行各项改革的最佳机会，然而，整个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只专注于国家权力的确立和国民的富裕，人们的价值观也只能停留于此。“亡羊扑牢为时不晚”，“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正是这个重大的历史缺欠，让我们可以通過复兴文化和基于普遍的人文主义精神使人性复归，这正是我们进行‘文艺复兴’的绝好时机。”山口周一：《資料で読み解く南原繁と戦後教育改革》，第302頁。
　　二、南原繁与《教育基本法》
　　1946年1月，GHQ发布了《关于日本教育制度政策的备忘录》：禁止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参入教育行政工作；停办军事教育学校和军事学校；开除有军国主义思想和过激思想的教职员工，不准许复员军人在校任职；可聘任曾受军国主义迫害的教员返校任职；废除有关神道及军国主义的修身课，焚毁有关天皇和国家言论的教科书等等。其后南原繁在一次帝国议会上做了题为“国民新教育”的质疑性演讲，内容广涉义务教育的扩充、高等教育机关的增设、教育行政制度的地方分权等问题。他主张日本要放弃战争、走和平之旅，就必须在新民主主义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化国家”和“道义国家”，而民主主义则是通过国民平等地接受基础教育，将自由的精神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成员们都具备社会责任并通力合作方能达成。为此，必须整合国民学校（小学）和各类中等学校，导入“六·三”制，进行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制度也必需进行改革，完成国民普通义务教育，进入上一级学校学习。南原繁认为原有的旧教育体制，普通国民很少能享受到公平均等的教育机会，因此，对于有困难交不上学费但可进行持续研究的学生，要在财政方面给予支持；对于文科、自然等诸领域科学上的新发现应给予奖励并提供相关的设备和条件。此外，南原繁还坚决主张要彻底“清算”在《教育敕语》下培养的“皇民”意识以及中央集权统治制下的战前旧教育体制，要以民主教育取而代之；针对日本战前长期以来从小学至大学完全在“中央集权主义”和“官僚统治”的管辖之下的弊端，要将教育和学问解放出来，创造自由清新的氛围。南原繁极力主张教育的民主化和地方分权化，削弱政府对地方教育的干涉，给予地方教育一定的权限，使地方行使教育的自由权等。南原繁的这些提案日后成为日本政府制定《教育基本法》的基本框架和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