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90年代初广东教育改革

　　采访人员：王涛、谢涛、张秀玉
　　采访时间：2012年6月13、28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广州珠岛宾馆湖滨楼东湖厅
　　文稿整理：王涛、谢涛、卢小捷、张秀玉
　　采访者：您曾长期在深圳、珠海工作，致力于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发展。1987年到省委分管宣传工作，后任秘书长，仍兼任教育领导小组组长。之前您从未涉及教育领域的事务，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安排？
　　方 苞：1987年1月我从中央党校省部级读书班学习结业后正式到省委工作。当时分管宣教工作的谢非同志兼任广州市委书记，省委安排我分管宣教。宣教是我最不熟悉的工作领域。但是，既然是省委决定，我责无旁贷，只好边干边学。
　　教育工作一直是省政府主管，省委分管宣传工作的同志主要管高校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和中小学德育。主管教育工作的副省长王屏山同志出身于华南师范大学附中校长，是教育专家，教育工作管得很到位。由于当时他负责筹备全国第六次运动会，他希望我在教育工作上多挑一点担子，多费一点心思。1988年换届，卢钟鹤同志任副省长，接替王屏山同志分管教育，他学历高，知识面广，我俩合作也很好。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后，省成立教育领导小组，我当组长，卢钟鹤同志当副组长，成员有杜联坚、李修宏、许任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我是教育战线上的新兵，未经培训就上岗，能否称职，确实没有把握。我把完成任务的希望寄托在依靠内行的同志和发挥集体智慧、经验上。
　　采访者：听说您履新不久，很快就进入了角色，着眼于解决广东教育存在的实际问题，积极地推动广东教育改革。那时，广东教育的基础比较薄弱，教育总体水平在全国排名落后，面对这种状况，您是如何打开局面的？
　　方 苞：我请示林若同志，工作从何入手？他明确指出两点：调研，改革。我运用解剖典型的方法开展调研，每个地市到两个县，到两个乡镇，到若干所中小学校，好的、差的都有。分别与市、县、镇党政领导以及中小学校长、老师座谈，办得好的有什么经验？办得差的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哪些是当地可以解决的？哪些需要上级帮忙解决？并请大家就如何振兴我省教育提出意见和建议。大约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全省所有地市都去过了，普教的情况基本弄明白了。
　　采访者：调研发现了哪些问题？
　　方 苞：通过调研，我进一步认清“文革”对教育事业摧残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据1987年我省人口1%抽样调查，小学升初中为80%，初中升高中为40%，高中升大学为25%；全省劳动人口小学文化66%，初中文化24.1%，高中文化9%，大专以上0.9%；12岁以上人口，5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这样的人口素质，怎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文革”十年基本没有新建学校，城乡计划生育失控，80年代初学龄儿童迅猛增长，几乎所有中小学校都喊学位紧缺。校舍不解决，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等于空谈。为适应学龄儿童上学的需求，不少农村把祠堂、“大跃进”时的饭堂、牛栏当校舍，或自己动手改建一些以泥砖做墙、杂木禾草作屋盖的临时校舍。晴天，太阳可以直射书桌，遇上台风暴雨，则可能倒塌，教育部门虽然下令停课，但每年还出现一些临时校舍倒塌压伤学生的事件。据1989年底统计，全省中小学校危房校舍204万平方米，还有破漏须修补的一般危房191万平方米，教工宿舍危房153万平方米。1990年春，和平县彭寨一中校舍倒塌压伤学生29人，其中重伤3人。我到粤西、粤北调研，见到一些用牛栏改成的临时校舍，泥糊的墙已出现裂缝，只要花点力气一拳就能打出墙外。不少学校缺桌椅、板凳，只好发动学生自带。省政府虽然每年拨出专款解决“一无两有”（无危房、有桌椅、有板凳），王屏山同志虽然深入基层，狠抓此项工作落实，但毕竟“僧多粥少”，撒点“胡椒面”无济于事。
　　当时的教育管理体制是高度集中，教育经费全部由国家财政划拨，来源单一，严重不足。教师工资低于当地干部职工收入水平，在全社会各行业中排行落后。教师想转行，队伍严重不稳定。公办教师缺编，当地只能从社会上找些待业的中学生当代课老师，比例接近一半，他们工资比正式教师更低，积极性更差，严重影响教育质量。有的地方找不到代课老师，就用“顶替”制，由退休教师的子女顶替。我在粤西听到一个校长反映，该校一位退休老师有三个儿子，最能干的从商，中等的当干部，素质最差的顶替当老师。他这个儿子刚上岗点名时，就把学生的名字读错了，校长只好安排他去当校工。他不愿干，找校长说理：“我是顶替父亲来当教师，不是当校工的”。校长感到十分无奈，非常难办。
　　校长、教师没有责任制，铁饭碗、大锅饭。不管学校管理水平高低，办学效果好坏；不管教师素质、讲课水平高低，教书育人效果好坏，大家照常领工资。有些学校教师每周负担课时少，不够12节。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想淘汰一些误人子弟的教师，让素质高、负责任的教师多担课，但当时的教育体制不允许。
　　中小学德育也很薄弱，据1989年不完全统计，全省中小学生违法犯罪虽然比上年减少1022人，但仍有607人，约占在校学生总人数的万分之六点三。
　　采访者：当时教育面临这么多棘手的问题，省委、省政府采取什么对策去解决？
　　方 苞：说到底是管理体制问题。按林若同志讲的思路，靠改革突破难关。我经过近一年调研后，和王屏山副省长、办公厅副主任卢荻同志，宣传部副部长杜联坚同志，省教育厅厅长许任之同志，还有一些处长，研究起草我省《关于普通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几经修改，再送省委、省政府审核，由林若、叶选平同志审定，1988年5月发文。
　　采访者：我省《关于普通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方 苞：改革的目的是把被僵化的管理体制束缚的积极性解放出来。
　　《决定》首先改革国家包办教育的体制，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多方办学”、“改革教育经费的筹集和管理”、“实行谁办学、谁管理、谁负责经费”、“提倡工厂、企业、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办学，鼓励私人办学”。原由国家财政划拨的教育经费数额只增不减，不足部分由主办（主管）单位解决。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对管辖地区教育事业的责任和管理职权：初级中学由乡镇主办，小学由管理区或村民委员会主办，完全中学由招生范围内的县（区、市）主办。办学主体有权聘任校长、教师。这就调动了地方和社会投资办学的积极性。过去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包揽的体制因此得到突破。各级中小学校扩建和新增的校舍、改造校舍危房、增添教学设备等等所需的投资，招聘和奖励校长、教师的经费，都由办学主体负责。社会和私人办学也是谁办学、谁投资、谁主管、谁受益。各级教育部门的职责是加强督导、指导和教育质量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