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书院勃兴的原因分析及启示

　　摘 要: 书院兴于两宋时期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本文依据文献史实,从科举制日益腐败,南宋时期理学思想的成熟,儒佛道文化的正统地位之争,以及宋代教育领域的整体繁荣四个角度分析了两宋书院勃兴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了书院实体的灭亡和两宋书院精神的迷失正是由于书院在勃兴过程中和朝廷政策支持与理学思想这两个因素无意间的绑定。
　　关键词: 两宋书院勃兴 原因 弊端
　　
　　一、引言
　　书院作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教育结构,起于唐末五代,兴于两宋王朝,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传承的教育实体,更是一种文化精神内涵。书院所具有的这种双重属性造就了它不同于历朝历代官学的特性,并广为后人研究。我国关于书院的研究起于民国时期,自上世纪70年代书院研究掀起热潮以来,关于书院的研究已经成熟,涉及书院的方方面面:有关于书院制度的研究,如招生制度、教学制度、考核评价制度等;有关于书院设施和组织的研究,如建筑风格、藏书、学堂布局等;有关于书院文化的研究,如书院讲会制度、师生关系、文化传承等;也有关于书院政策的研究,如学田制度、山长任命、兴建等。但是很少文章对两宋书院勃兴的原因进行深层的探析,即使有也未能在描述原因之后分析出在两宋书院勃兴原因的背后所遗留下来的隐患。本文将两宋书院看作一个活体,在动态分析其兴起原因的基础上,剖析其在兴盛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
　　二、两宋书院勃兴的原因分析
　　书院虽起于唐末,真正兴起却在宋代。由表1①可知,唐至宋初历经342年,共建书院70所,而宋代历时319年,建有书院546所。两宋时期书院数是前代书院数总和的近8倍,宋代书院不仅在数量上相比于前代发展到了极点,而且对于后代书院而言,宋朝书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鲜明的宗旨,例如朱熹所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就被后代书院办学所奉为教条。书院在两宋时期盛极一时绝非偶然,得益于当时得天独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
　　
　　
　　
　　(一)科举制度的日益腐朽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书院勃兴的直接原因。
　　科举作为封建社会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日益走向衰落。北宋之初,虽然科举已然让官学教育沦为应试教育,但是熙宁兴学中的“三舍法”直接将科举考试引入了太学日常教学考核体系,此后太学已然变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场上的污杂混浊和官学教育中的应试倾向促使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学者远离官学创办书院,同时一些有志于学的士子也乐意远离官学而选择入书院学习。南宋时期积极兴建书院的朱熹就是一位借书院打击科举制度的先驱,他曾说道:“此邦学政其弊久矣,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只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宋·朱熹,《信州州学大成殿记》,载《晦庵集》卷八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第663页)同时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他也提到“书院之意”就是“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朱子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九》),可见朱熹明确地将书院与学校科举划清界限,坚持了书院办学不为功名禄利所驱。当时不同于朱熹理学思想的心学代表者陆九渊在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前往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开篇就提到《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求学在于为己而不在于为他人知,在于求知而不在于求利。可见当时学者反对科举的行为已成为超越门户之见的学术界的共同运动。
　　(二)理学发展道路中的学派之争和自身价值属性是书院勃兴的内在动力。
　　虽然理学是作为儒学在宋朝时期的表现形态,但是理学思想的传播并没有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过多支持,相反,理学所倡导的“主静”“内修”等思想遭到了朝廷中事功、经世等主流思想的打压。在理学发展初期,有王安石为首的“新学”与周敦颐、程灏、程颐开创的洛学之争,到南宋时期,在朱熹将理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时,同样也有和陈亮、叶适等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之争。学派之争促使各派著书立说,教书授徒,加上理学在宋初没能得到政府的正面支持,许多理学大家选择借书院为讲习之所避开政府压力来传播思想、登台讲学。当然理学发展和书院增多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理学被动地去选择书院教学制度来传播思想,也与理学自身价值追求、理论特点和书院性质、组织方式、特点有关。理学讨论的最基本问题就是对“性”“理”等天道本体范畴的界定,是整个理学体系的理论支撑点。所以在理学家看来学习理解理学首先必须确立对最高本体的信仰,需要价值的倾注和精神的皈依,而这主要靠个人生命的体认和内在领悟,也就是常说的“静思”“内修”②。而书院一直延续精舍学习之风提倡“潜思进学”、“存心养性”的教学方式正好和理学提倡的教育方式形成内在的吻合。因此,书院与理学的结合开辟了书院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从此,书院成为理学社会化的重要手段,理学成为书院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教学内容③。
　　(三)佛、道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之争,以及佛道教育对书院教育的影响是书院勃兴的潜在原因。
　　自隋唐以来,佛、道都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寺庙道观遍布名山大川。唐朝统治者奉道教鼻祖李耳为始祖,并确定道教在佛、儒之先的策略。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就曾派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放宽度僧名额,甚至允许寺院从事长生库、商店等牟利事业;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全国有僧人396500多人;神宗熙宁、元丰期间全国佛寺达39000多所④。面对佛道势力的逐渐壮大和思想的日益侵蚀,儒家学者皆以重振儒家文化、遏制佛道等家思想为己任。朱熹就曾说:“盖自邹孟氏没而圣人之道不传,世俗所谓儒者之学,内则居于章句文词之习,外则杂于老子释氏之言。”在再三奏请复兴白鹿洞书院为朝廷内外所讥笑时,朱熹曾责问道:“先王礼乐之宫与异端老佛之居,孰正孰邪,三纲五常之教与无父无君之说,孰利孰害。”(朱熹,《延和殿奏事》,《白鹿书院志》卷二)可见,朱熹此时已对佛道泛滥、寺院遍布,危及儒学正统地位的状况感到担忧和不满,认为佛老教育严重影响了世人思想,破坏了社会的伦理纲常,而他就要靠复建白鹿洞书院兴儒家文化来遏制佛道势力的增长。此外,书院的选址习惯、制度的形成都深受佛道教育的影响,一方面许多书院都是建立在先前的寺观之上,如嵩阳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山东泰山书院等,这种废寺观而立书院的做法是书院能大规模兴起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自汉以来,佛道教育中流行的禅林精舍讲学之风深刻影响了书院制度的正式确立,书院重“领悟”“主静”的教学方式就来自禅林讲学之风。佛道教徒往往喜欢选山林名胜之地作为修禅布道之所,也对儒学学者的启发颇大。
　　所以,众多理学家抗击佛老之学的决心是书院勃兴的巨大助推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书院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教育与佛道教育长期抗争又逐步融合的产物,是儒家教育借鉴佛道教教育并不断完善自身的成果。
　　(四)宋朝教育领域的整体繁荣为书院教育营造了宽松的生长环境。
　　1.宋朝时期,封建制度日备完善,租佃制和雇佣制的采用、商品经济和海港贸易的繁荣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也大大增加。例如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颁学令:“太学……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取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增为学费。”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达到了“天下教养人,为士二十一万余员,为屋九万二十余楹,费钱三百四十万缗,米五十五万余石”⑤。同时,仁宗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图书印制数量和质量都大幅度提高,达到了有书可买、有书可藏,士人也有书可读。教育经费的增加和图书印制业的发展是宋代教育领域繁荣的直接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