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教育：会宁和渭源

　　甘肃有两个县以教育出名。一是渭源县，新近有县委领导秉笔直书该县教育之窘迫而为天下知。县委副书记李迎新的《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描述了民办教师的生存境遇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其中每月拿40元的又占代课教师的70％，部分教师这样微薄的工资居然20年不变。另一个是会宁县，有“高考状元县”之美誉。据会宁教育局资料显示，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会宁共向全国大中专院校输送优秀毕业生3 18万名，其中获博士学位的有200人，硕士学位的1000多人，学士学位的则有万余人，还给当地的建设培养了17万名初中级技术人员。据说中科院北京院所中会宁籍的硕士、博士人数众多，还有到海外深造而有突出成就者。同在甘肃省，都是贫困县，而在教育方面的差距却有如此大的分别，我感到有些纳闷。
　　身为经济研究者，我在西部发展研究中，从来不忽略非经济因素，教育即经济发展中重要的非经济因素。目前，我国中央和省区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比重分别为2％和11％左右，其余的87％左右基本由县级政府承担。2001年教育拨款制度改革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表明 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一级负担约为78％，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负担约2％。那时的情况比现在还好一点。如果说“全国百强县”——江苏无锡的江阴与之相比有如此大的差别，我不会惊讶，毕竟财政状况判若两样。但仅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会宁和渭源这两个相距不远的贫困县，教育方面的差距绝不可能这么大。
　　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无情。会宁最漂亮的建筑都在学校，学校是当地最好的公共设施。各级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常高，投入也比较大。会宁在2003年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3年9月“两基”达标通过了甘肃省政府的评估验收。会宁各乡镇为达到国家的普九标准，基本靠举债修建校舍，购置教学设备。很多学校和基层政府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很重。会宁政府和百姓尊师重教，教师的待遇普遍比较高。一所乡中心小学有25名教师，平均工资为每月900元。而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远远低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标准。光靠大道理和理想，是不足以让会宁人的行为如此区别于渭源人的，事实上两个地方过的是差不多的穷日子。我认识几个会宁籍的研究人员，也曾问过会宁为何如此重视教育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很简单：“上学是黄土高原农家子弟惟一的出路一个人出去上学，在外面找到好工作，黄土高原的贫瘠土地上就少了一份压力，一个家庭可能就此脱贫；这个幸运者收入的一部分，又将转移回家，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说教育体制和义务教育拨款的机制无需改革。最近会宁也发生了助学捐款被学校用作招待费的事情，这反映了制度与道德的冲突。
　　再者，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特征初显，已有海内外专家开始担忧。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西部出生率偏高，原来公认是个大问题。但从老龄化损害经济社会发展这一角度看，这个问题却为解决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选择。给西部和农村学童提供良好的教育，将能缓和未来沿海地区和城市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约束，西部发展本身也能受益。因此，改善并强化西部和乡村教育是十分关键的。而温总理提出的“两年内取消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举措，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