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德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
　　张伯苓的德育思想体系和实践在我国近现代德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德育思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含了爱国教育、人格教育、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多方面，其德育实践方法更是独树一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深入分析张伯苓的德育思想，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张伯苓   德育思想  现实意义
　　张伯苓是近代著名的大教育家，毕生主张“教育救国”，重视教育对人的熏陶和培养，倡导用道德教育的力量，去摆脱封建传统观念对人们的束缚。此外，他还致力于研究青少年道德观念的形成规律，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道德导向，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仅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1]，“德育为万事之本”[2]。可以看出，张伯苓的德育思想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值得探索及借鉴。
　　一、道德教育的目标：培养具有爱国精神和“现代能力”的人才
　　张伯苓开创道德教育的起点在于其发掘了造成当时国力衰弱的五大垢病：愚、弱、贫、散、私。他深刻地感觉到国家缺少奋发向上的有志人才，因此他提倡教育救国，用教育矫正这五种垢病，并培养爱国救国的人才。正是基于这种爱国救国、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张伯苓在创校时就提出“允公允能”，着力“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张伯苓之所以看重“公”，是因为在他眼中，自私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劣根性，国人私心太重，没有国家观念和集体观念;自私还会破坏一切，使人泯灭良心，抛弃人格。因此，他认为教育的当务之急便是要教会国人具有“为公”的精神，学会团结合作，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
　　从张伯苓迫切改造国民性的需求中，可以看出他主张的道德教育目标便是：“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3]。既要使学生具有为公弃私、爱国爱群的精神，又要使学生具有现代能力、实用知识，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
　　二、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1.坚持不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大多在忧患中成长，爱国是他们教育思想中的共有特征。张伯苓也毫无例外地把爱国教育置于德育的核心地位，把爱国看作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他说：“广义言之，学校则教之为人，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2]张伯苓总结出许多颇有见地的有关爱国教育的见解。首先，他强调爱国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爱国教育是中华民族凝聚为一体的基础。他提出用爱国心来维系中华人民的团结一致，是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爱国心不仅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出了具体的价值标准，而且对提升新一代青年的道德水平都具有积极意义。其次，他强调应该摒弃狭隘的爱国主义，对于不同的爱国行为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张伯苓认为美国人无论事情的善恶，只要是自己国家的都去爱的行为是错误的，教育人们既要爱国，也应有判断力，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改造国家。最后，他强调爱国不能“独善其身”，要广泛地动员其他力量，要在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爱国力量，并与爱国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救国的愿望。张伯苓认为真正的爱国者要像火把一样，燃烧了自己后还要去燃烧他人，用自己的爱国精神感染他人，扩大团结的范围。有了爱国精神后，还要与个人的爱国能力结合起来，因为“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4]，爱国不能只是一句空口号，更不能只是一时的激情，有了爱国之心，还要借助爱国之力，才能真正去救国于危难中。
　　2.重视人格教育和日常行为规范教育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养成良好道德品质、身心全面发展的最佳时期。张伯苓认为，在这个时期，智育虽然重要，但熏陶人格才是根本。人格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学生早期的思想品德及行为习惯的培养上，至于人格教育的内容，张伯苓着重强调了立志、敦品、勤勉、虚心、诚意这五个方面。在人格教育的过程中，张伯苓注重感化，尊重学生，根据学生的身心发育特点，对他们因势利导。
　　在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上，张伯苓重视节俭教育，他深知南开的学生众多，纨绔子弟自然不少，如果任他们挥霍无度，骄奢成性，必然会腐蚀其道德品质。因此，张伯苓在制定校规时，规定“衣履服饰不得奢华，如华丽履服及金戒指等均须摘除”[5]，并实行学生开支记账制度，要求学生每星期至少给家里写信一次，向家长汇报在校开支情况，联合家长的力量，共同监督学生养成节俭的习惯。张伯苓同样重视青春期教育，包含性知识、恋爱婚姻、同龄人交友等。他认为对于学生的青春期教育是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应当对学生加以引导。张伯苓在全校开设生理卫生课，请医学专家及海军卫校的教师来讲解，并采取多种形式，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珍惜宝贵的青春时光。从人格及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可以看出张伯苓的道德教育着眼于学生的身心均衡发展，注重个体与群体的协调，是对封建教育的一个重大突破，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3.坚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是张伯苓德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张伯苓吸取了先进的国外教育，但是他还是非常重视利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AS去教育学生。他折服于孔子“仁者爱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信仰基督耶稣的博爱观念，因此他常把《论语》和《圣经》带在身边。他对传统美德教育有着深刻的见解，但并没有盲目地崇拜传统道德，对陈旧迂腐的道德观念是加以摒弃的。他经常根据不同的环境、社会现象，对《论语》、《大学》、《中庸》等书中的语句进行新的诠释去教育学生，因此，张伯苓是把传统美德加以利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把它与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独立的道德观有效地结合起来，提出适应新时代的道德准则。正如他在演讲时所说：“今因与社会进步上着想，吾当另立道德标准，谓‘凡人能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可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