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蒙书院: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小学

　　摘 要：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张焕纶所创办的正蒙书院（后改名为梅溪学堂）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小学。虽然它采用中国固有的“分斋教学法”，但实际的课程设置、教授内容、教学组织管理等为西方学校制度的模拟。本文通过描绘正蒙书院的历史沿革、办学理念、课程安排、教学情况来指出张焕纶与正蒙书院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中国近代 张焕纶 正蒙书院 小学教育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各方有志之士积极探寻富国强兵之道。其中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以期“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股新教育之风的影响下，一批“先知先觉”者意识到“国家盛衰，系乎风俗人才，而风俗人才尤急于蒙养”，以改良教育为己任，不畏艰难，自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小学——正蒙书院，由此改变了传统文化独占小学教坛的局面，拉开了近代小学教育改革的序幕。
　　一、 张焕纶与正蒙书院的历史沿革
　　张焕纶，字经甫，出身于上海本地商人世家。由于童年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亲历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其“幼读书即有经世志”。青年时入龙门书院，师从著名学者刘熙载而成为上海名儒，不拘于迂腐空疏的义理考据，关心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经世之学。1878年，张先生以《上曾侯条陈》向曾纪泽提出六条建议，其中第五条可以看作是他创办蒙学的思想基础。里面提到西方“制胜之本，不在富强，其军民相视，上下一体，实有暗合于儒者之言，则其为政教必有斐然可观者”，“窃谓国家盛衰，系乎风俗人才，而风俗人才尤急于蒙养。西国孩童皆有书院，犹得古者小学之意。今虽设有出洋局，然费巨难继，所养仅百人，岂能家喻户晓？不如取各国学校书院章程，翻译成书，寄归中国，请先于通商各埠设蒙养书院，取古人教弟子之法，而略以西法参之，冀希推广”。［１］这段话指出了洋务运动急功近利的弊端，提倡“教者政之本，教成则政立”，并且蕴含普及启蒙教育的思想，令曾纪泽、郭嵩焘刮目相看。
　　但张先生并没有把雄心壮志停留在上书、议政上，他感“吾国人材多汩没于虚浮无用之学”，以“实学培后进，储为国用”为己任，积极投入到创办蒙养学院的实践活动中。同年12月，张经甫与书院好友沈成浩、徐基德、范本礼、叶茂春和张焕符租屋创设私塾，取蒙以养正之义，名正蒙书院，招收学生40余人。起初，书院的费用来源主要靠本地乡绅资助，如先后任校董的姚天来、王宗寿、范凤藻、叶茂春、曹基善等，而教员教书不取分文报酬。但即使这样，随着学生增多，费用仍入不敷出。到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道县岁捐钱六百千”，使书院得以维持。［２］光绪八年 (公元1882年)苏松太道邵友濂看到张焕纶办的正蒙书院“生徒近百人，少长有秩，讲授有序，董率有节，作息有程，彬彬乎如游古党庠术序间，与博士弟子相酬对”，大为嘉赏。但又叹服张焕纶“用志之宏，任道之毅，而虑其力不继也”，于是筹集经费，购地建屋；存典生息，改善师生生活。又增设英、法文馆，聘请通晓西学的人担任教师。［３］张焕纶感慨官方支持，“功令，书院隶于官，且旧称正蒙，近一姓家学，义不敢居”，［４］主动将该校改为官办，因该校位于“梅溪故址”，就正式改称“梅溪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廷下令全国各地的书院改为学堂。梅溪书院遂改名为“梅溪高等小学堂”。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张焕纶归道山，被推举为校长。宣统三年，官款断绝，张焕纶请市厅补助，梅溪改名为“市立梅溪高等小学校”。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为市立初等小学，后改称上海市立梅溪小学。民国35年改为上海市第四区中心国民学校。1950年改称蓬莱区第一中心小学，1956年称蓬莱路第一小学。1984年建造新校舍，恢复梅溪小学原名。虽然数度改名，但梅溪一直秉承张先生的办学理念，在百年沧桑中屹立不倒，成为上海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学校之一。
　　二、书院的办学宗旨与组织管理
　　正蒙书院受当时社会新思潮的影响，改变了传统蒙学注重礼仪、洒扫、应对等旧章，以读书为体，治事为用，注重培养体用兼备的人才，这使近代小学首先从办学理念上有所突破，不再拘泥于诵经读典，为后来各所小学起了榜样作用。张先生曾谓：“儒者有五蔽，蔽于考据琐屑，则儒而贾；蔽于词章泽涂，则儒而忧；蔽于理学玄虚，则儒而释；蔽于象数祸福，则儒而巫；蔽于功名富贵，直儒而贼矣。”［５］虽然他对儒学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并不是盲目地加以否定。从总体上来说，他的思想与“中体西用”相吻合，书院的道德教育以儒学为主，而课程设置、教授方法则更贴近西方的学校教育模式。重器识，轻文艺，尚博爱，耻独善，以体现“明义理，识时务”的宗旨。
　　正蒙书院的教学组织也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远师古小学教人之遗法”，模仿宋代著名教育家胡瑗“分斋教学法”，分经艺、治事两斋，以国文为经艺，以数学、格致、诗歌、英法文等为治事，并在课余兼习击球、投壶、习射等游戏之课，后又增加商业课程，兼施实业教练，以体现“读书为体，治事为用”的教学原则。另一方面 “近采泰西小学校之成规”，教学采用多级教学制，按学生原有水平（主要是国文水平）的不同分为多个学级，每级一个班，每班置一班长，每斋置一斋长，斋长上有学长。如果国文水平比较高，那就可以升班，相反，如果英语、数学比较好，而国文不到头班，就仍然不能毕业。这是中国小学史上首次采用班级授课制组织教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学校管理上，教师要以父兄的感情真心对待学生，使师生处于和谐关系中。但同时也要严格要求学生，“治学生当如治兵，终日之间，自晨动以至晦休，无不与共。膳则与学生同席，宿则与学生共舍，视学务直如家务焉”。这种管理方式不仅有序，而且能随时把握学生的动态。［６］另外，书院每七天有一休沐日，亦称游息日，以游息为主，开展多种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学长、斋长、班长各负其责，“递相监督”，这既可使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又可锻炼和培养学生干部的管理能力。这些都可以看出张焕纶的办学思想以实用为主，处处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
　　三、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
　　正蒙书院的课程设置已基本具有现代课程的雏形，它汲取了西方分科思想，在学科设置上较明显地具有了近代学科意识：“以积学、寡过、养生三事课弟子，合乎西洋德、智、体三育”。［７］其中，国文、数学、英法文等可称为智育，所学内容与社会发展相联系，而不是拘泥于考据琐屑之类。据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回忆，他初入学时，分在五班，所用教材为《蒙学读本》、《华英初阶》、《笔算数学》等，后因为在上课时指出老师一处错误，老师考其国文水平后，就直接跳到了二班，这说明当时分班的标准是国文程度。刚到二班，老师就出了一个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和一个经义题“古之为关者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题目虽然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但是与当时社会息息相关，胡适也由此开始关注社会新思想，接触到梁启超等人的学说。
　　在体育方面，所设课程有投壶、习射、击球、超距、卫生、习武等，分日轮流演习。书院注重实践和爱国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感。在中法战争时，张焕纶平时日间让学生进行队列等军事方面的操练，夜晚则带领他们在上海城内巡逻。因此，后人评论该校“是上海最早实行军事训练的学校，同时是上海童子军的老祖师”。［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