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综述

　　摘 要 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没有使用思想道德教育的名称，却一直存在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实践。两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认真梳理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指出不足、提出展望，有利于进一步系统深入地研究其特色与规律，对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工作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两宋时期 思想道德教育 整体研究 专题研究 不足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7-02
　　历史是什么？司马迁一语以概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思想道德教育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以当代的眼光对天人之际的推究、对古今之变的梳理，从而把握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流变，进而从追寻历史演变的规律中去把握未来的走向，寻求未来的主动。在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发展史上，两宋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其内容、方法、发展脉络、实现途径等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的整体构建，对于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等，都具有较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关于两宋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两个方面。
　　一、整体研究
　　在整体研究方面，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两宋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涉及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于钦波在《中国德育思想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对宋元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如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德育思想进行了论述。张锡生主编的《中国德育教育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从中国德育的基本概念入手，对人性二元论、礼政观、德才兼备说、穷理说、知行论等宋元时期德育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罗洪铁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在“历史篇”中对两宋时期着重强调了学院的兴起与发展中思想道德教育的独特性体现，系统分析了两宋时期學院教育的内涵和对德育的影响。吴文华主编《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则从北宋范仲淹、王安石的两次改革入手，穿插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理学兴起，结束于南宋陈亮、叶适等事功思潮，大致叙述了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张世欣在《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论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从四个层面展开论述，认为两宋时期思想道德教育保守性凸显，同向深化效果显著，自身变革重视不足，理论臻美而思想保守。武东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专门论述了宋元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学校组织和教育途径。
　　傅琳凯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中对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途径、方法、主体进行了梳理。她认为两宋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自身的特点，其中书院、蒙学、人性论思想都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王慧英《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认为两宋时期伦理道德体系日趋完善，北宋重振儒家的纲常名教，南宋表彰理学。谭凤娥《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论及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宋明理学中学思并重、省察克制、因人施教等有一定的阐述。杨元花在《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世纪桥》2008年第2期）中论及宋代朱熹主张把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首位，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特点。
　　二、专题研究
　　相对于整体研究的宽泛，专题研究更加精细。学者们主要侧重于宋代教育某一方面或者著名史家德育思想的个案研究。
　　牛梦琪《宋代的社会教育》（《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指出，宋代是唯一将社会教育同地方政权建设结合起来，把能否推行社会教育作为考查官吏的主要条件的封建王朝。但该文只重视分析社会教育的内容、文化、思想等多种教育内容，没有将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教化提炼出来。王有英的《宋代日常读物与社会教化》（《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在考察宋代日常读物繁荣的历史背景与原因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蒙学读物、家训读物、宗教读物与社会教化的密切关系。但从整个朝代史来看，经典著作的社会教化过程存在大量的个性因素，对于两宋时期道德教育的社会教化研究只能提供教育教材上的参考。战秀梅《北宋士大夫地方教化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对北宋士大夫加强地方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加以肯定，认为研究宋代地方教化及其实施对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起到借鉴和鉴戒作用。江筱婷《宋代地方官的教化活动——以两浙路为考察中心》（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从两浙路地方官员劝谕、兴学、打击妖异、树立官方认可行为标准四个方面，论述了宋代两浙路官员教化途径。张雪红《宋代儒学教化的文学转向》（《贵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认为宋代儒家对社会伦理观念与国家教化格局的改造和重建表现为重心下移，官府、民间、学校进行了有效衔接、重构与整合。张建东《一个被忽略的教育群体——宋代民间士人的教育活动》（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中倡导视野下移的学术视角，围绕宋代一个基层知识群体——民间士人的基层教育活动展开论述，从而得出民间士人也是推动两宋德育步入繁盛的“剧作者”。赵然在《宋代书院德育的当代价值研究》（西安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中指出，以德育人是书院的核心价值取向，培养出以“明人伦”为基础的，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是宋代书院的培养目标。他从宋代书院的德育目标、德育课程内容和德育实施体系三方面入手，考察宋代书院的德育价值，进行较为理性、客观的分析，得出了宋代书院教育重视受教育者的道德实践，注重榜样教育和德育环境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