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的游记与摄影

　　舒新城（1893—1960），著名教育家、出版家、攝影家。湖南溆浦人。他幼年家境贫寒，4 岁时在其母坚持下进入私塾，接受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由于天资聪颖、刻苦自励，常醉心于经学和史书，打下扎实的国学功底。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后，舒新城进入新式学堂接受西学教育，在新旧教育转轨中完成知识结构的嬗变，实现了由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1912年进入常德师训班学习，后考入免费的岳麓高师。毕业后进入教育界。1924年10月，应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之邀，溯江而上，到成都出任该校教育学教授，开设中学教学法、现代教育方法、教育心理学三门课程。他经常进行公开演讲和教育调查，收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本年，又发表了大量论述道尔顿制的论文，后成为《道尔顿制研究集》。他随后进入中华书局，主持续编大型工具书《辞海》，嘉惠学林，造就一个时代的学风。
　　此书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舒新城对内心活动的真实记录。目观六路，出入其中，舒新城自有一番感慨，却不想独自消受，而是写成文字与妻子分享。舒新城率直的性格，在《蜀游心影》中自然暴露无遗。在教育家眼里，不但贩夫走卒、达官贵人是需要教育的，就是这个世界也需要大力教化。
　　入川途中，他在汉口稍作停留。他发现了川江“棒棒军”的狡黠：“挑夫来问搬行李，我竟置之不理；他们以为我可欺，接江者、船夫、挑夫越围越多，我要出去，竟连路也没有。”因此一路上，舒新城担心最多的是如何与这些“棒棒军”打交道。这样的书生心理，是不是也在可“教育”之列呢？他没有反思这个问题。
　　《蜀游心影》特意记载了他沿川江一途的讲演经历，这主要是因为舒新城对美国道尔顿实验室计划的研究而渐为人们所知。在重庆第二师范等大中院校，他在别人盛邀之下举行了多场演讲。但舒新城认为，所谓演讲，实在是“于人无益，于己有损”的事。就是说，他只相信有言不由衷的教育。他写道：“这几年来，我自然为道尔顿制几个字渲染成了时髦人物，曾冒着寒暑替许多教师念过多少次消灾消难的法咒。可是结果呢，不光灾难不能消，而且魔道日高。所以我每次讲演之后，除了心意中充满了于人无益，于己有损的情调外，什么也没有。然而为着人情的问题，终于不能不违心地去演讲。”这种心态，比照一生至少做过六十多场讲演的鲁迅先生来，可谓云泥之别。因为鲁迅相信，话语是可以深入人心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投身于主要依靠口口相传的教育界呢？到达成都后，舒新城对自己在成都国立高师的教授生涯也如此自嘲：“这次为着要达游历的目的，而以教书的名义拿公家的金钱，而且要使数百青年都跟着我这所谓虚假的教育家走，更觉得造孽，然而在事实上，靠着几句东抄西袭的文章，几句不痛不痒的语言居然登坛了，作人师了，而且居然骗得一般青年叫好了！觉得又有什么用处！人生！呜呼罪恶的人生！十一月九日。”这种悲观的语调里，颇有一些当年郁达夫的腔调。
　　他造访过安岳县的一所小学。小学建立在丘陵坡地，修竹掩映，一片田园生活的静谧温馨，他不禁感叹：“中国本然是小农社会的国家，清末改型工业社会的新教育制度，将中国数千年相传之书院与私塾闲暇自适的力学精神破坏无余，而集一切中等教育的机关于都市之中，致将学生来自乡间的自然生活为都市的浮荡习惯所代替，实在是不幸之至。今日得见此中秀丽的校景，真有徘徊不忍即去之感。”由此可见他对教育现状何以悲观的根源了：“我对于教育的唯一心得，只有‘作伪’二字：我以为一切的教育都以教人作伪为目的，中国的教育，除此之外，更教人成仇。什么教育是完成人格，创造生活的话，都是教师持以为解决生活的之道的幌子，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1924年11月3日晚上，舒新城到达国立成都高等师范。11月11日，他正式开始执教。他发现该校“在名义上一切都照部章，而十余年来，部章上的高等师范并没有什么变更，所以斋务学监等等名目，都和我十年前进过的湖南高师一样”。时代一如川江奔涌而前，纸上的制度却一仍其旧，迈着方步。1920年代的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节奏缓慢的生活。街头茶客众多，他们每天在茶馆停留时间之长让他十分惊讶，“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其实很多外国来访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普遍的休闲文化，王笛《街头文化》一书也指出，地理学家G·哈伯德也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这就是20世纪初成都人日常生活的景观，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节奏。
　　1922年10月至1923年暑假前，舒新城在各地作关于道尔顿制的公开演讲十余次。1923年暑假，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开设道尔顿制学习班，学员来自全国12个省区，由舒新城主讲。学习班结束后，舒新城又到上海、武进、宜兴、武昌、长沙各处演讲。但他对当时全国教育界一哄而上的道尔顿制实验深表忧虑，他指出：“在外国发现的一种新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我们决不相信照样搬过来，就可以实行。”职是之故，他明确提出：“第一，我希望国内教育者对于道尔顿制抱实验的态度；第二，我希望国内教育者本此制的精神创造出适合国情的新制度。”这一通达而理性的态度正是如今我们学习外来理论应该保持的清醒态度。但谁又能遏制这样的风潮呢？
　　舒新城对道尔顿制在中国的命运感到担忧，他不得不自造了一个名词：“避冒”，呼吁教育界乃至社会注意“避假冒道尔顿制的名义以自欺欺人者之所为”。
　　生活节奏缓慢，人们的心思却变得异乎寻常的活络。而追求时髦更成为本地的社会风尚。舒新城受邀到成都一家公学去演讲就出现了颇为尴尬的一幕。校方在布告中称：“本日下午三时请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士舒新城先生讲演诸生务须一体按时出席。”舒新城乃岳麓高师毕业，舒新城不得不现场声明，本人并非硕士学士，乃一假借他人中学文凭而考入高师的毕业生。舒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对这种唯硕士博士为尊的风气狠狠嘲讽了一番，可见当时追捧文凭的盛行。由于他工资比一般教师高，加上对教育制度、作法多有责备，这得罪了本地教育界的当权人士，为他被逐出成都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