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二）

　　三、 比较法与价值评估
　　清代乾嘉学术，崇尚考据，注重实事求是，比较法为其中重要而常用之考史方法。如赵翼《廿二史劄记》，考察正史书法优劣，即自觉采用比较考证方法（《廿二史劄记》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是通过历史著作之比较，凸显史家修史必须详略得宜，方能重现历史真实面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则以直书或讳书为准则，比较列朝史书，考察史家著作，而判定其优劣得失（《十七史商榷》卷五三“《新唐书》过誉南北史”，卷九三“欧史喜采小说，薛史多本实录”）。崔述《考信录》，探究上古历史，从时代发展的视角，比较历代文章繁简之变化，得出“世变所趋，不得已而然”之论断。又比较历史上相似事件之异同，以考证其内在法则，如对尧舜禅让传贤制度之论述，即比较燕王子哙之于子之，汉孺子婴之于王莽，汉献帝之于曹操，无论主动禅让或被动，时移势异，皆与古人貌同心异，不可一概而论（《唐虞考信录》卷一“尧建极”）。由此观之，是非、虚实、得失、优劣之判定，直书、曲笔、书法、真相之勾勒，都有赖比较法“实事求是”之运用。
　　比较法，是学术研究的常法；校短量长，求同究异；判别得失、优劣，察查消长、兴亡；考证真伪是非，辨明雅俗、因革，都得运用比较法。黑格尔《小逻辑》一书，认同的比较法，要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试以《史记》研究为例，从宋代倪思《班马异同》起，即多比较之论述；当代徐朔方《史汉论稿》、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施丁《班马异同比较》，亦多采比较研究法。论者归纳近来《史记》研究运用比较法者，大抵有五大层面：其一，《史记》本身篇目之比较；其二，《史记》与前代、后代史学、文学之比较；其三，微观与宏观结合之研究；其四，国外新方法之借镜比较；其五，多元化之研究方法（张新科《史记学概论》第十二章《〈史记〉学的资料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这些方法的运用，所得成果，当不止于异同、因革之较论而已，亦多得失、优劣之评骘。《史记》之价值，经由比较，将更昭然若揭。
　　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侧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包括作品风格、结构、情调或思想之类同，以及有关传统或影响的研究。自从欧风东来，穿凿附会者有之，弄巧成拙者有之，陈寅恪先生于此曾有谏言：
　　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或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
　　比较文学之探论，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拓宽了新视野，使吾人能与异域、异地、异代之文学作广泛之对话。但作为研究对象，却不可随兴任意。陈寅恪持审慎严谨之态度，提出只比较文学研究之范畴，最好只限于“文学史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强调“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在操作方法，选用工具之际，顺理成章最好，强作解人，大可不必。至于比较文学属方法论或本体论，跟符号学、阐释学有何关系，可参阅张汉良《比较文学方法——符号学与阐释学》一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励耘学刊·文学卷》，2005年第2辑）。
　　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著有《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化与中国文论》、《中外比较文论史》等论著。其中，《中外比较文论史》一书，谈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在学术研究方面，大抵运用五大方法：其一，阐发研究；其二，异同比较研究；其三，文化寻根研究；其四，对话研究；其五，整合与建构研究。这套方法学的理论，同样适用于东方国家间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如中国与印度、中国与阿拉伯等；推而广之，亦可运用于印度和西方、日本与西方、朝鲜与西方等跨文化之比较文学研究（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橫向比较之方法，都值得借镜参考。
　　《左传》叙述战争之成败、词令之说服、人物之功过、政治之得失，每多运用比较之方法。方苞《左传义法举要》谓：“左氏于通篇大义贯穿外，微事亦两两相对。”林纾《左传撷华》亦称《左传》：“每举一事，必有对也。”叙事笔法两两相对，无独有偶，就是比较法，《左传》叙事传人多用之，此乃“属辞比事”之《春秋》书法。清姜炳璋《读左补义》所谓：“一传之中，彼此相形而得失见；一人之事，前后相絜而是非昭。”《左传》或用夹写，或用并叙，相形、相絜、相比，而史事昭然。司马迁成《史记》，列传之合传，亦多采比较论述之法，如《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皆是。所谓“彼此相形，而得失见；前后相絜，而是非昭”，是《左传》、《史记》史传叙事之义法（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史笔》，台北里仁书局2011年版）。真正的历史著作，很少不用历史方法的。尤其是比较历史学之研究，十分强调可比性原则，类型选择，以及运用程序。虽有其局限性，只要同时运用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即可获得改善。知晓《左传》以史传经多用属辞比事，《史记》史传文学多用对照比较，有助于《左》、《史》文本之探究。
　　比较法，是史学方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傅斯年先生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其《史料论略》一文，谈史料之相对价值，都用比较研究法：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记载对经意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以及口说史料对比著文史料。史料学既是比较方法的运用，可见比较自是治史的核心方法。陈寅恪归纳王国维治学的三大特点，也都涉及比较方法。杜维运教授鉴别史料，提到同源史料之比较，异源史料之比较，转手记载与原书之比较，也凸显比较方法的重要。刘家和著《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提到研治历史，运用比较方法，有得亦有失，值得参看。《余英时文集》第七卷，收录余英时院士“少作”诸论著（即《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自序》称：“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所谓参照系统，所谓比较观点，运用的也是比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