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冻结与激活：明治维新中的一君万民构造

　　摘要：幕末变局中，倒幕派发起王政复古，实现了权力革命，强化皇权的同时，又对其限制，以一君万民构造冻结革命，这也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可能。自由民权等思想在明治维新中发生异化，以植木枝盛为例，他将民权与政权相对、私权与公权分开，赋予天皇莫大权限的同时，亦将其融入国民抵抗权，一君万民构造下，天赋人权论看似激烈实则“虚构”，自由民权有其发展的契机与界限。当通过代议制来实现一君万民理想时，二者的根本性冲突则使冻结了的革命又有了被激活的可能。
　　关键词：明治维新；权力革命；近代天皇制；冻结；激活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4-0058-09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4008
　　1906年5月，北一辉出版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认为“维新革命的根本之义是民主主义”，“与天皇联合颠覆贵族阶级”[1]811814，天皇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机关，批判当时所谓的“万世一系”是“乱臣贼子为了使日本国民忠孝贵族阶级、打击迫害皇室并使之绝望的历史性构建”[1]850。桥川文三认为北一辉是“把维新国家理想化为普遍性的革命国家，将之与法国革命视为同一种神话”[2]。而久野收则指出，北一辉与吉野作造一样“看破”了明治宪法，“从天皇的国民、天皇的日本导引出国民的天皇、国民的日本”[3]。事实上，当北一辉欲将天皇从“打击迫害”中解救出来时，却使之陷入到了“木偶化”的危险境地。
　　与北一辉的“吊诡”相类似，1940年8月，近卫文麿内阁开展新体制运动，欲实现“超政党国民运动”的“大政翼赞”，实现“下意上达、上意下达”，但大政翼赞会因其政治性而被指“违宪”，近卫文麿内阁不得不将之改组。无论是北一辉、还是近卫文麿，当他们朝着“纯化”天皇与国民关联的方向迈进时，会发现整个政治秩序将面临被革命的危机①。可以说，这种危机贯穿于整个近代日本，造成这一“窘境”的原因，即在于明治维新中的一君万民构造。
　　一、革命的冻结——明治维新与
　　一君万民构造的形成1866年6月，德川幕府发动“第二次征长之役”，但8月即告失败。外压内乱交困中，幕藩体制面临根本改革，主张尊王攘夷的长州藩与主张公武合体的萨摩藩渐趋联合以武力讨幕，土佐藩等则积极开展大政奉还路线。7月，岩仓具视向京都朝
　　收稿日期：2018-05-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战后日本的‘转向’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17JJD770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天皇制伦理对近代日本宪法学的侵入与畸化”（16YJC770038）
　　作者简介：张东（1984—），男，河南许昌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近现代日本政治史研究。①文中“革命”指产生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与权力秩序，即梁启超言：“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历史研究张东：革命的冻结与激活：明治维新中的一君万民构造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廷提出“天下一新之策议”：“愿陛下察知天运循环，皇室中兴时机已到，应向幕府发出勅书，使其今后弃私心循公理，王政复古”，“施行之本在于天下合同，政令归一，朝廷成为国政机轴，上从神明之心，下应亿兆之愿”，“正名分，明大义”[4]，认为非常之时若无非常之事，则难成非常之功。
　　此时，朝幕双方皆生变故。1866年7月，将军德川家茂去世，12月，德川庆喜就任第十五代将军。同月，孝明天皇去世。1867年1月，太子睦仁即位，时年15岁。10月，德川幕府向京都朝廷提出“大政奉还”。翌日，朝廷命十万石大名上京以作善后处置，但上京者不多。此时政局在幕府（佐幕派）和土佐为中心的公议政体派、萨长为中心的讨幕派间混迷不清，京都朝廷未能明确成为“国政机轴”，岩仓具视、中山忠能等公卿与萨长藩士密谋发动政变，欲行“非常之事”。
　　1867年12月9日，在萨摩、土佐等五藩藩兵的支持下，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中山忠能、岩仓具视等在宫中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诸事回神武创业之始，缙绅、武弁、堂上、地下无别，竭尽至当公议，天下休戚，各自勉励洗除旧来骄惰污习，尽忠报国以奉公。”[5]148废除幕府、京都守护职、京都所司代等武家职位，以及摄关、议奏、武家传奏等朝廷旧职，以复古行维新，将政治拉回遥远、抽象又充满幻想的神武时代，而非具体经验的前朝（摄关政治、贵族政治），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突出天皇权力。然而，复古以施天皇亲政的这种“虚构”很快被拆穿。9日夜，在小御所召开首次三职会议，确定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山内丰信表示质疑：“今日之举颇为阴险，诸藩兵手持兵器守卫皇居，甚为不详之事。庙堂作为王政实施之地，应以公平无私之心处置百事，不然难服众心”。“幕府英明早已名闻天下，理应参与朝议开陈意见。为何二三个公卿如此阴险有私心呢，实为不解。拥立幼冲天子，窃取政权，诚为作天下之乱”。岩仓具视斥责道：“天皇御临会议之上，（我们）应当肃慎。圣上乃不世出之英才，建立大政维新之鸿业，今日之举出自宸断，不可无礼妄测。”[5]158159事实上，在王政复古前日，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向岩仓具视提出：“（王政复古）必产生混乱，虽两百余年太平之旧习浸染人心，今动干戈使天下眼目一新，定中原成盛举，决战以死中求活，是為急务。”[6]7276
　　1868年1月3日，幕府军与政府军在京都西南郊的鸟羽、伏见一带相遇，戊辰战争由此开始。2月3日，维新政府发天皇亲征之诏，但未能成行，一是因为尊攘派对政府的积极开国政策表示不满，二是因为上京诸侯要回各藩，回藩之前有必要做君臣誓约[7]。3月14日，天皇在紫宸殿率众向天地神明起誓，发布五条誓文。之后，官员拜神座与玉座，奉戴圣旨并署名。随后的宸翰中称：“往昔列祖亲理万机，若有不臣，将亲率讨之”，“近年来宇内各国四方雄飞，唯我国固守旧习。收一新之效，不能偷安一日、不忘百年之忧，受各国凌辱，上辱列圣，下苦亿兆”，“亿兆应体认朕志，相率去私见采公议，助朕之业，保全神州以慰列圣神灵。”[5]353354在神明之前，天皇与群臣有其一体感，同时又突出了天皇的神圣感和超越性。“祭祀礼仪显示了天皇的政治能动性，使得宫中改革、官制改革等有其必要和可能”，进而“产生出神武天皇那样的祭政一致天皇形象”[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