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高等教育理论的移植与借鉴

　　【摘 要】文章选取了近现代亚洲国家教育理论的移植与借鉴这一论题，并突出高等教育这一微观子目，以中国和日本为主要国家、亚洲部分其他国家为补充，广泛阅读相关文献，结合课堂所学内容，开展中外教育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近现代教育 亚洲教育 高等教育 比较
　　一、引言
　　作为教育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比较教育是“基于整体取向的比较视野，研究多元文化世界中不同的教育类型及其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以推动本国的教育改革与教育发展的一门学科”。
　　通过中外教育比较课程的学习，我们认识了这门学科，并先后探讨了包括英国、德国、日本、印度以及美国的教育体制与教育思想。
　　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又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如何合理借鉴他国的教育经验以发展我国教育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教育现代化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宏伟目标，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现代化不仅仅是教育的内容、质量与规模及办学条件的现代化，也不仅仅是教育制度与教育结构的现代化，更主要的是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教育现代化主题下，“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和“教育与国际接轨”成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两大命题。“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要解决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而“教育与国际接轨”着重需要解决的是我国教育与必须符合的国际教育的标准、惯例及主潮等相衔接。但是，国际教育中进步的主潮是不易识别和把握的，更需要我們下功夫去探究。
　　闭关自守搞不成现代化，拒绝优良传统凭空想象也搞不了现代化，全盘“西化”而丢掉自己的根本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我们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无论是“教育适应市场经济”，还是“教育与国际接轨”，都应该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成了当今世界的主流，教育理论研究也进入了它的繁荣时代。传统教育理论和思想的缺陷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显露出来并为人们所认识，当今世界以和平为基调的政治形势、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使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于是出现了林林总总的教育理论和流派，我国学者对外国许多教育理论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尝试性的移植。影响与借鉴，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双向过程。移植总带有尝试的性质，失误和教训是不可避免的，而成功的移植一定要有创新。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我们都应反思自我、反思过去，并向他国借鉴教育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而达到发展自我的目的。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两种民主教育模式的格局就已基本形成，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一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战以后，这种格局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也为其各自的影响提供了条件。一些国家也面临国体、政体和教育体制的再选择问题。这就为一个国家全面地移植另一个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提供了特殊的历史前提。
　　从教育理念到教育实践全面移植有两个典型的模式和例子，一个是日本接受和移植美国式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教育体制，一个是新中国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教育体制。
　　因而本文选取了中日两国教育理论的移植与借鉴为主，以亚洲部分其他国家教育理论的国际移植为辅，突出高等教育，将中外教育理论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所借鉴和启示。
　　二、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移植与借鉴
　　（一）全面学习苏联（1949—1957）
　　五四运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学习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之后，国内出版了一些介绍苏联教育的译本和著作。
　　全面学习苏联是新中国成立的1949～1957年这一段时间。建国初期，教育战线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改造旧的教育体系，批判旧的教育理论，建立社会主义教育新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以俄为师”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各条战线全面学习苏联，教育战线也不例外。
　　1952年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高校制定编译苏联教材的计划，尽快翻译和使用苏联教材。一批苏联教育专家应聘在我国教育领导部门和大学的教育系担任顾问和教授。五十年代，凯洛夫教育学被奉为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典范。
　　学习苏联，我国积累了很多经验，例如强调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计划性、重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建设等等。但是，全盘“苏化”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对苏联教育理论缺乏分析，更没有批判、全盘否定西方国家的教育遗产、存在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等等。
　　（二）理性的思考与非理性的批判（1958—1976）
　　这一时期我国对苏联教育既有理性的思考，也有非理性的批判。
　　随着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教育战线开展了一场全面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教育理论的运动，从全盘“苏化”转向全面否定。
　　在“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苏联的教育模式，然而也存在严重的“左”的错误，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智育和教学作为错误行为来进行批判。
　　20世纪60年代由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已具有“中国化”的特色：一是其融入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优秀教育遗产；二是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三是相比凯洛夫的《教育学》，有了一些创新。尽管《讨论稿》的体系和理论仍未能从凯洛夫的《教育学》中完全摆脱出来，但总的说来，这是个创新研究的良好开端。
　　中国的教育理论研究及对国外教育理论的移植与创新本该沿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然而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而遭遇浩劫，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因“文革”受到巨大冲击。对“马尾巴的功能”教学的批判和对“白卷英雄”的推崇实际上是对正规学校教育的全面否定，“大学就是大家学”其实质就是大家都不学，学校成了政治斗争和大批判的工具，这是彻头彻尾的“学校消亡论”的全面实践。我国的教育在这一时期遭受到灾难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