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金陵神学院开办的函授科

　　一般认为，基督教新教在中国正式的神学教育肇始于1886年。在此后百多年里产生的数十所新教神学院中，没有一所比金陵神学院或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更具声誉和全国性的影响。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两所神学院共同掌揽着中国新教高等神学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正式创建于1911年9月13日的南京金陵神学院，这所联合性质的神学院是“外国基督教会为了训练宗教人才，兴办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历史最长、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教会学校”。学界对于金陵神学院的正规教育体制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但对于其从事的高等函授神学教育事业，却鲜有提及。根据目前已掌握的文献资料，未见有任何相关论文和著作涉及这一主题。
　　我国的远程教育起源于19世纪末期，创建于1915年3月的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是国人自办的第一所专门函授学校，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所。在中国远程教育的早期发展中，外国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是我国早期远程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探寻金陵神学院开办的函授科对研究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史、中国神学教育史、中国远程教育史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根据民国时期最权威的一份新教神学期刊《金陵神学志》对金陵函授科的记载，回顾金陵函授科的办学经历，揭开和重温这令人难忘的历史一页。
　　初办时期的函授科
　　金陵神学院开办的函授科发端于1918年，其创办人是美南长老会赛兆祥牧师，他的女儿就是享誉国际文坛的著名作家赛珍珠。赛兆祥牧师是一位深谙《圣经》原著的学者，在华多年，对中国文化亦有深刻的见解和研究，他主张结合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翻译《圣经》，其眼光颇有独特之处。起初，金陵函授科聘请著名华人牧师、神学教育家朱宝惠到镇江，协同赛牧师编译函授教材，同时兼任重译《圣经》的工作，这段时间即是金陵函授科的筹办时期。
　　1919年，函授科移至南京本校，开始正式招收函授学员，其学员须是基督教徒，并具备中等学历的入学水平，学制为四年，毕业后授予学员本科学历，由此可见，金陵神学院开办的函授科属于高等神学教育。在此期间，函授科科长赛牧师、朱宝惠牧师又与金陵神学院教授、函授科主任干事贾玉铭牧师密切合作，继续精心编著函授教材。函授科在神学院各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函授教材内容更加充实，体系日渐完备。由于教材较好地将对《圣经》和基督教义原理的讲解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俗易懂，很容易被中国教徒学员所理解和接受。不过数年，其函授学员已经遍及国内各个省区，远在海外的南洋、欧美等地的侨胞加入函授科毕业的学员，亦不乏其人。
　　1931年9月，赛牧师不幸病故，由毕来思牧师继任函授科科长。毕牧师长期主持金陵神学院的教学工作，富有神学教学经验，对神学院的创办和跨宗派合作办学等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所编著的正统神学教材，内容丰富，讲解清晰，被函授科用作一门主要课程的函授教材。另外，在毕牧师的鼓励和大力帮助下，函授科组织人员重译的《新约圣经》也得以顺利印刷出版，并被列为函授教材使用。
　　函授科自创办之日起，就始终坚持其一贯的信仰基础和办学理念，正如其招生简章宣称的那样，“本校专以教授圣经，修养灵性，仿纽约圣经学校之模范，合中国现今之时局，培植有志于圣工者为宗旨”。这一理念深得各地教会领袖的信任和赞许，于是，他们纷纷主动为函授科介绍和推荐合适人选，使教会中一些有志青年，经过函授科的系统培训，成为合格的宣教、传道人才。各地教会对函授科的充分认可和鼎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为函授科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生源，有力促进了函授事业的持续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函授科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开始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东南半壁江山相继沦陷。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金陵神学院部分同人西迁至成都，设立分部，尤其是与华西协和神学院密切合作之华西分部神学士科，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开办，成为当时大学毕业程度神学生的主要来源，在此期间，除了正式的教学体制以外，金陵开办的函授科也培养了一批可观的具有大学毕业程度的神学专业人员，成为非常时期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办学力量。
　　受抗战的严重影响，在南京本校的函授科亦遭重创，不得不停办。在征得金陵神学院的同意后，函授科被指派到华西地区并逐步恢复招生及教学工作。当时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主任毕范宇博士已经与同人在华西地区成功开展工作。在中国基督教的乡村建设中，金陵神学院占有重要的地位，毕范宇作为主要负责人，功不可没，他于1929年在金陵神学院成立了乡村教会科。按照毕范宇的设计，创建乡村教会科是作为神学院研究和学习的地方，以达到服务民众、改进社会的目的。在抗战期间，迁至华西地区的乡村教会科与华西协和神学院合作办学，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在乡村民众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有力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因此，乡村教会科凭借其较大的影响力和社会信誉，在招生宣传、师资、教学等方面给函授科都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援助，在华西地区的金陵函授科很快便恢复了日常工作。为了取得其他教会力量的支持，函授科又与华西协和神学院、成都华英书局联合办学，由上述三个机构的六位同人组建的函授科委办会，共同指导函授科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管理计划，按照预定计划循序渐进，推动函授事业的发展。
　　由于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在东南各省地区，原有教会系统的印刷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处于瘫痪停产的状态，所以复业之际，函授科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函授教材极度匮乏，幸好得到华英书局和广学会昆明分经理处的大力协助，它们承担了大部分函授教材的印刷业务，保证了函授工作的顺利进行。当时的乡村教会科编著的教会事工实验材料内容浅显，适合自学，便于实践，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经过函授科的重新编制和适当补充后，也被纳入函授教材使用。
　　抗战时期，函授科鉴于各地教会的实际需要，添加了一门事工（事工是指基督教会的成员执行教会所任命的工作。其中，一部分事工是针对教会内部的会友，其他事工则是针对大众而预备的。参与事工，以基督徒的生命去帮助别人，是《圣经》中所记载的使命之一）课程，特别注重训练教会所需要的事工人员，使学员对于教会机构、信徒的职责、服务的价值与兴趣均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所讲解的圣经知识，则多注重个人心得体会与生活经验，因此除了要求学员认真研读函授教材外，还常常鼓励他们发表个人意见，讨论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金陵函授科共正式开设六大门类课程，分别是旧约、新约、基督教要道、基督教伦理、教会历史、教会事工。每一大门类的课程包括数种不等的函授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