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科学应寻求合理体系

　　关于教育科学，目前国内外教育理论界的看法颇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教育科学与教育学不同，教育科学是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描述和解释教育事实，是一种科学教育学，教育学则是运用思辨的方法来解释教育现象、规范教育行为。两者是相互独立的不同学科。有的学者，如德国教育家布雷津卡认为，教育学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教育科学，但它可以包容教育科学。他根据命题类型，回答的问题、目的、任务之不同，将教育学分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国内对教育科学的权威定义是：“研究教育规律的各门学科的总称。”对于这个定义，包国庆先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这个定义有逻辑错误，会给教育理论和实践带来许多问题。该书认为“教育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以问题为研究对象，是各种教育知识的体系，各门教育学科的总称”。依据对教育科学的这种认识，“全书按学科分章，其编排体例按照由认识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逻辑布局，各章大体按照学科的历史演进、现状分析和发展趋势的思路成篇。”“如果把中国教育科学的原貌比作一幅规模宏大、气象万千的全景图，那么，我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过是这幅全景图的一个缩影和概貌。”我看该书编委会的编辑思想是正确的，编撰的目的也达到了。该书在绪论中，对20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分期进行了回顾和深刻的反思，并高瞻远瞩指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趋势。该书绪论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六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中国的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先后形成了儒、墨、道、法等多家教育思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始终未从经验中脱胎出来成为科学。直到19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侵，西方教育科学被移植到中国这片文明古国的土壤上，才催生了中国教育科学的萌芽。中国教育科学诞生的百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900—1919中国教育科学的创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界基本采用“拿来主义”，大量翻译介绍日本及西方的教育学说，来不及也尚无力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吸收，研究范围很狭窄，一本教育学讲义即可窥视教育科学发展的全貌。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移植性，主要是通过日本传播德国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赫尔巴特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教育学体系，其代表作《普通教育学》（1806）的问世标志着科学教育学的诞生。百年之后，我国早期教育学者缪文功所编写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1906）是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中国的翻版，这标志着中国教育科学已经诞生并逐步建立起来。
　　1919年—1949年是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中国教育科学由原来经由日本间接传播赫尔巴特教育学到直接接受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教育界有识之士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反思，已不满足于“拿来主义”，力图在借鉴和运用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注重形成自己的理论及特色。此期间除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外，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针对传统的教育理论而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传统理论的弊端。更由于他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氛围合拍，因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学术界起了支配作用。同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学也获得了独立的发展。这主要以杨贤江在1930年所编著的《新教育大纲》和1934年钱亦石编著的《现代教育原理》的出版为标志。嗣后教育界还出现一种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学派别，1942年汪懋祖所编著的《教育学》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个学派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旨来阐释教育问题，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至善”，提倡“礼仪廉耻、忠孝、信义、和平”的传统教育内容。另外，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在中国也逐步得到了建立和发展。可以说，中国教育科学从移植走向了创建，西方教育理论和一本教育学讲义的僵死局面已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学派和多学科取代，从而也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这一时期，中国改革教育的主张纷纷出台，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论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这是中国教育家解决中国教育具体问题过程中提出的，反映了中国教育家此时理论上一种极为可贵的独立自主、积极创新意识，是中国教育理论界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1949年至今，中国教育科学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社会全面地向苏联学习，教育理论界则以引进、传播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标志。1956年以后由于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日益加剧，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对学习苏联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在这种背景下，凯洛夫教育学对我国的影响明显减退，中国教育科学也开始了中国化的探索。1963年，由刘佛年教授牵头主编了《教育学（讨论稿）》，在教育学中国化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66年至1976年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论述成为教育科学的主要内容，对教育科学的学术探索中断了十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教育学教材编写盛况空前，教育科学内部不断分化与综合，交叉学科层出不穷，教育科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关于教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争鸣如火如荼，通过争鸣促进了各家学派的形成。尽管目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不高，在政治与学术、移植与创新、理论与实践、个性与共性、科学性与非科学性诸多关系的处理上，仍有许多历史和传统的遗痕，我们所期待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百年的教育科学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的教育科学历程，为我们在21世纪初面向世界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拉开了序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该书绪论最后指出：“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遗产和教育经验，积极推动中国教育科学的‘本土化’、‘世界化’和‘现化化’，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21世纪，“中国教育科学将逐步形成一套自己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一套自已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本学科固有的概念、范畴、理论预设、研究方法和手段，中国教育科学将无法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立足，也无法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客观形势和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都将使中国教育科学日趋‘系统化’”。该书从绪论到每章都以其详实的历史史料和严谨的逻辑论证反映出中国教育科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教育科学逐步移植和创新探寻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过程。同时，教育科学的每门学科亦然是在探寻自身科学体系的过程中成长成熟的。纵横于该书的字里行间，无不被它详实的史料、犀利的争鸣性、高度的概括性和前瞻的评价性所折服。该书虽然没有给中国教育科学勾划出合理的学术体系，亦没有展现出每门学科的学术体系，但能站在历史的、客观的立场，揭示中国教育科学及每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21世纪发展的趋势，对我们认识、学习、研究和发展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尽管该书编委会在前言中说：“要想全面把握和论述中国教育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此自然不会不清楚。”但我还是想提出一点修改的建议，既然书名叫《迈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就必须对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有个合理的交待，并在此科学体系“统帅”下叙述各学科的发展历程。哪怕这个体系只代表编委会甚至主编的观点也罢，这样就便于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中国教育科学的全貌及该书所选学科的理由。我们虽然不能像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那样发现中国教育科学的合理体系，但我们起码可以提出一种分类意见统帅全书，为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争鸣和发展的基调。我认为这是该书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一个地方。该书列出的21门学科与附录《我国教育学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查报告》所列的12门学科都有出入，肯定与万紫千红的实有的教育科学出入不小，让人说不清该书为何选择了这21门学科而不选择其它呢？!这个选择标准是应该说清楚的，否则，人们会误以为百年来中国教育科学就探讨（成熟）了这21门学科，这显然不是。我想在此提出教育科学的体系，供同行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