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大平议

［摘要］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中国进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召开的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产生的四个文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和闭幕词都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十一大正式宣布结束“文革”，实现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初步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重建了一个有活力、勇于担当、敢于探索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干部基础。十一大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否定“文革”，但也没有采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口号，此后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也没有任何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行动部署。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十一大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从总体上看，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大会。

［关键词］十一大；华国锋；“文革”；拨乱反正

［中图分类号］D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2-0025-12

［收稿日期］2014-01-20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战略与路径研究”（12&ZD077）

［作者简介］杨宏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周瑞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博士研究生。

一、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江青等人借机加紧抢班夺权。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联手击败“四人帮”。10月8日-15日，他们又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的余党在上海策动暴乱的计划。1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印发各级党组织。1976年12月10日、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全国印发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二，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清查其余党和帮派体系的运动。经过揭、批、查，“1977年上半年前后，全国各地的武斗动乱被制止了，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1］（P21）。

粉碎“四人帮”，中国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这是十一大召开的第一个历史前提。

几乎在粉碎“四人帮”的同时，华国锋等人已经在酝酿纠正毛泽东晚年亲自安排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解决邓小平复出问题的三条方针：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2］（P255）。接着在1977年1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小平同志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做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方略包含两个考虑：一是全局性：水到渠成，不影响稳定；二是合法性：经过正当的程序和正式的手续。

按照上述方略，在粉碎“四人帮”之初，中央在强调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0月26日以后，根据华国锋的指示，改为“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其实“继续批邓”也好，“连带批邓”也罢，总体上只是一句虚的口号。笔者检索了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消息以后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社论，除了10月25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有“继续批邓”的字样，其余的一篇也没有参见《伟大的历史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在1976年11月8日、12月9日《解放军报》社论和12月17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虽然有“批邓”的字样，但那是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出现的，不同于作为一个现实的运动。。1976年年底，华国锋在审阅元旦社论时，亲自删掉了“批邓”的文字。1977年1月，《人民日报》上提及“批邓”二字的文章“仅3篇，2月以后绝迹” ［3］。

华国锋等人一边淡化、消解“批邓”，一边积极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于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等人的两封信。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1976年4月以前的职务。

在着手让邓小平复出的同时，华国锋等人还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进行事实上的平反。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第23号文件指出：“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经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经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经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文件虽然也说：“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但文件强调的是前者，使实际操作者能够“施展变通的智慧”。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这样，“天安门事件”在性质上变成了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这就为释放因参与“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人提供了正当理由。在此背景下，北京和各地都抓紧平反工作。从1976年11月到1977年7月，北京市已将“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的三百多人全部予以释放［4］。

邓小平的复出和“天安门事件”的基本解决，使中国有了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治环境，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政治走向，这是十一大召开的政治前提。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百孔千疮的中国经济，华国锋等人接过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方略，狠抓国民经济的治理。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在讲话中把会议的宗旨确定为“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强调“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贯彻执行这个基本方针”。他还使用了1975年整顿时期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强调发展经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5］尽管讲话中的不少话语仍有“文革”刚结束时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新话语的出现以及对“发展生产”的高度关注，犹如丝丝凉雨滋润着干涸的中国大地。1977年4月，华国锋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机会，发挥毛泽东的有关思想，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加以改革的情形是经常会发生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不能保护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加以改革的情形也是经常会发生的。说社会主义制度有优越性，并不是说，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这些基本矛盾已经消失，而是说，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主动积极地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快地发展生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愈来愈充分的物质基础。”不难看出，华国锋已经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命题。此外，从上述熟悉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共“八大”报告中正确思想的影子。华国锋还用1975年《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的有关思想正面阐发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宏大的技术干部队伍，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不行的。”［6］1977年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议上除了阐发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的一些积极思想，还特别指出：“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