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留学生对我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调查法，就近代中国留学生与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认为，第一，留学生对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制度的创建，还是近代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对近代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近代;中国;留学生;体育
　　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留学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推进近代中国体育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一直不为学术界所重视。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的大规模留学生运动，不仅加快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而且，对近代中国的体育发展也曾有过非常积极的影响，起到过特殊的历史作用。因此，注意研究近代中国体育史上留学生的历史作用，不仅是为了丰富和充实有关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研究内容，而且，是为了更客观、更真实地反映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全貌和它所走过的发展道路。
　　一、近代中国留学生与近代西方体育的引进
　　为了培养军事教官和工业人才，洋务派曾选派了几批青少年前往欧美和日本等国留学，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为国内带回了许多西方近代体育的一些训练和健身项目，推进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一）留美学生与近代西方体育的引进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运动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1870年冬，清王朝为了培养外交和企业人才，批准了由曾国藩、李鸿章所上的《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章程折》，从此掀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留学教育的一页。1872年，到1875年时，清政府共向美国派遣了4期计120名留学生。留美学生在努力完成学业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在193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菲尔浦斯书信体的《自传》中，曾有“中国同学”的章节，其中写道：“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我们玩的所有的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
　　（二）留欧学生与近代西方体育的引进
　　为了加强清政府海军的技术力量，清政府于1876年至1886年分三批共78名学生向欧洲派遣。之所以要派往欧洲，是因为李鸿章等人认为，法国制造技术最好，英国水师操练最精。所以，主张派留学生去法国学制造，去英国学驾驶。“请于闽厂前后学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留欧学生对近代西方体育的引进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885年留英学生严复认为，中国的救亡图存，也需要有“血气体力之强”。所以，他回国后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期间，表现了对近代西方体育的足够重视。学校开展有田径、足球、游泳、拳击等多项近代西方体育活动。
　　（三）留日学生与近代西方体育的引进
　　中国早期到日本留学者为最多。晚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从1896年开始的，由出使日本的大臣带13名学生赴日留学。此后，逐年增多。1901年至1906年间，留日学生达13000多名。使留日学生数成几十倍增长。留日学生区别于赴其他国家留学生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自费生占有很大的比例。在此期间毕业于日本大深体育学校的，仅四川就有10余人。当时大深体育学校是同盟会在日本办的一所速成体育师资学校，分一年与一年半毕业两科，课程有体育学、教育学、生理学、解剖学、音乐、徒手体操、机械体操、兵式体操等，一些留日归国学生，基本上就是按照大森体育学校的办法和学习内容来创办中国体育学校的。
　　二、近代中国留学生对近代中国体育的贡献
　　（一）为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制度建设打下基础
　　1904年《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颁布并真正实施的学制，它标志着中国长期封建式的官学、私学、书院等学校形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为现代形式的学校制度奠定了基础。而这个学制正是在留日学生的直接影响下出笼的，其中，确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学校体育制度。此外，在创办体育专业学校方面，亦是留日学生走在了最前面。在近代中国体育史上，无论是1905年创办的带有革命性质的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还是1908年创办的以培养体育师资为已任的上海中国体操学校，其主要创办者均为留日学生。由此可见，20世纪初中国学校体育建设主要是在留日学生的影响下进行的。
　　1922年后，随着留学欧美学生对中国教育影响力的增大，中国的学校体育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这一变化从1919年4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教育调查会上已显端倪。当1922年11月1日北京政府正式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即教育史上的《壬戌学制》时，它一反过去中国长期抄袭日本的做法，而是接受美国的教育思想，模仿美国的做法。其在体育课程设置上的最突出表现：是将学校“体操科”改名为“体育课”。从此，学校的兵操教育制度被彻底废除，以田径、球类和游戏为主要形式的西方近代体育内容，正式进入了我国的学校课堂，并获得了普遍实施。
　　（二）加快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
　　近代中国的3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无一不是留学生。王正廷（1882—1961），中国历史上的第1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历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董事长、理事长等职，曾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并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孔祥熙（1880—1967），近代中国的第2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01年留学美国，先后获欧柏林大学学士和耶鲁大学理化硕士学位。董守义（1895—1978），近代中国的第3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23年赴美国春田学院体育系进修，1925年回国，曾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又如，作为主要负责近代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中国奥委会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自1924年成立以后，其主要领导成员也大都是留学生，如沈嗣良，1921年留学美国春田学院，专攻体育，1923年回国，曾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兼名誉总干事。郝更生（1899—1976），1925年毕业于美国春田学院，曾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
　　期次，广大留学生在推进近代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主要有：第一，较为系统地向国人介绍奥林匹克运动，如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一书，该书作者宋如海曾作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代表，观摩了192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回国后他以“奥林匹亚特”的谐音为书名（奥林匹亚特，指每4年召开一次奥运会的周期），第一次较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组织机构、历届奥运会成绩以及国际田径规则、第9届奥运会盛况和作者的感想等内容。第二，有组织地选拔和培训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如为参加1936年的第11届柏林奥运会，早在1935年8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就商借青岛山东大学举办了体育夏令营，对有关的运动项目（主要是足球、篮球、田径）的运动员进行集中训练和选拔。第三，较为深入地研究和传播奥运文化，如留美学生袁敦礼，曾于1932年在《天津体育周报》上发表了《世界欧林匹克运动会的价值及对于我国体育的影响》的重要文章。文章不仅就奥运会的创办与顾拜旦的贡献，奥运会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而且，还就中国体育应该坚持怎样的发展道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可谓是近代中国一篇颇具深刻影响力的奥运研究论文。
　　【参考文献】
　　[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2]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卷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1981.
　　[3]国家体育文史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文选[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