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修与直隶教育近代化

　　[摘要] 严修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其教育主张及教育实践极大促进了直隶教育的近代化。他提出了改革进而废除科举制的主张，这为直隶教育向近代化方向迈进清除了最大的障碍；在学部主政期间他创立新的教育体制，为直隶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此外，他兴办了各级各类的新式学堂，形成了直隶近代教育体系的雏形。
　　[关键词] 严修；直隶教育；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1—0045—05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天津人，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观其一生，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中，有多次首创之举。例如，1897年他首先奏请开设经济特科，是最早呼吁废止科举的有识之士之一。1898年始，他在籍五年，共“办民立小学堂，助办官立小学堂多处，并设补习所（培养师资）、研究所（研究教育），开全国之先河”[1]。1905年，严修又“于家设女子小学堂、保姆（幼儿师资）讲习所、养蒙园（幼儿园）。此为我国北方私人办女子小学、养蒙园最早者，培养幼儿师资为全国之先导”[2]。1906年，严修转学部左侍郎，“在职事多创举，如颁布教育宗旨，此乃我国首次明文规定教育宗旨”[3]。1908年，严修筹设大学分科，奏定各级学堂毕业生执照，此为我国新制学校毕业生颁发文凭之始。1909年，严修担任考试留学生阅卷大臣，拟定了八年教育计划，这是我国教育有国家计划的开端。同年，严修奏定变通中学堂课程，分文科、实科，各分主课、通习两种课程，这是我国学校文理分科之始。严修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并不仅限于此，他的种种教育改革之创举从整体上加快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尤其对直隶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观其教育改革及实践对直隶教育近代化影响最大者有三：其一，改废科举；其二，创立新制；其三，兴办新学。
　　一、改废科举的主张及实践
　　科举是封建旧中国的知识分子飞黄腾达的必经之路，严修亦如此，他在科举的路途之上可谓是一帆风顺。1882年也就是他23岁的时候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然而此时的科举制其种种弊端均已暴露无遗。严修虽是凭借科举步入仕途的，但对科举考试的流弊却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并给予了有力的抨击：“科举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若一无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4]说明严修意识到此时的科举已到了必须改革之时，否则将极大地阻碍人才的培养。当然，此时的严修对于科举制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对之进行改良的层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开通，科举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经世致用的要求之后，严修则明确主张要废除科举。可以说，严修在对待科举这个问题上，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深谙其弊端到主张改良最后到提倡废止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
　　维新变法时期，严修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选拔能够应时势所需之士，他看到“救时才俊，必不出于八股试帖之中”[5]。即此时的科举已经丧失了选拔人才的功能，必须对之进行改进。为此，严修“本育才兴学之意，为穷变通久之谋”，仿照康熙、乾隆两朝举行博学鸿词科的先例，奏请开设经济特科。1897年10月15日，严修将写好的《奏请设经济专科折》给太宁陈劭吾阅览，“劭吾以为可用矣”。10月19日，严修将此折寄往京城，奏请于科举之外开设经济特科。这里所说的“经济”是指“经国济民”，也就是通晓时务、安邦治国之意。他在《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中指出：“为今之计，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才，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6]打破旧例，设经济专科取贤能之士，“以表会归，而收实用”，以适应时代发展之需。严修的《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上奏后，虽然因顽固派阻挠留中未发，并因政变而未及实施，但在五年后，1902年8月朝廷开经济特科，试题包括了政治、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项。至此，严修的这一建议终于得到实施，严修也因奏请设经济专科而闻名全国。在直隶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严修奏开经济特科一事至为关键，具有非同一般的进步意义，它成为废除科举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奏开经济特科，不仅切中了科举制迂腐空疏的积弊，打破了唯一的通过八股取士的渠道，也为学习西方文明，使新兴的有维新思想与技能的人才跻身政治舞台，打开了一条通道”[7]。
　　在《严修年谱》中，辑注者提及促成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一事，初出于先生力陈，这里的先生就是严修。卢弼撰《严公墓碑》中也提到：“伯兄（卢靖）常谓：曩与先生（严修）同谒项城，力陈科举之弊，非罢废不足以言兴学。项城毅然约江、楚二督入奏。数百年痼蔽民智之举，一旦廓清，最为愉快。”[8]经严修等人痛陈科举之弊，袁世凯遂电商张之洞，经张同意，便有了1905年袁、张等联名奏请废止科举的行动。改废科举制打破了陈旧迂腐的取士体制的束缚，为直隶教育向近代化方向迈进清除了最大的障碍，铺平了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严修可谓功不可没。
　　二、创立新的教育体制，为直隶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科举制废除后，旧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已被打破，故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式教育体制乃时局亟需。在这方面，严修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早在科举制废止之前，严修就于1902年自费赴日本游历考察新式教育，此间严修参观了日本的各级各类学校，并做了十分详细的记录。归国后，严修在天津锐意兴革，致力于新式教育的拓展且成绩斐然，颇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所器重，故力邀严修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而持重的严修要求“缓期一年”再就任，为的是先行赴日考察学政。在袁世凯的坚持之下，严修终于让步，答应先就职、后出洋，于是便有了1904年夏季的二度东游。此次赴日，其考察的细致程度较上次为甚，目的性也更加明确。回国后，严修在天津对直隶的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包括变通省校士馆的章程、选各州县士子游学、检定教科书之概要、订立小学学年制及定制各学堂服色等，使得新式教育体制在直隶得以推广。
　　1905年冬，清政府设置学部（教育部），严修为右侍郎，该部尚书和左侍郎均不懂教育，所以主要是严修在负责学部的事宜。在这个统摄全国教育事业的中枢主事，使严修得以施展其兴新学的抱负。他根据两次赴日考察的心得和在直隶推行各类教育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开创性方案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