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的“会讲"和“讲会”制度

　　【摘要】书院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的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直到清朝末年，它们之间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渗透与融合，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关键词】书院；教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G26 【文献标识码】A
　　书院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的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直到清朝末年，它们之间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渗透与融合，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
　　书院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源流密切相关，而且与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独特的政治结构紧密相连。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孔子首创儒学，后经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由此成为官方哲学和统治方略。到了南宋，由于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倾轧，科举的腐败，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有识之士，纷纷避居乡野，创办书院，潜心研究学问，力图再创先秦儒学的自由讲学之风，矫治社会弊病，因此，书院在宋代形成而勃兴，它是中国古代私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私学的制度化阶段，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传承和传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和教育组织。它一般由私人出资创建，在著名学者主持下，以下层平民为教育对象，聚众授徒讲学，研究学问，兼有藏书、出版、祭祀等功能。书院自源于唐代起，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全国所有书院均改为各级学堂止，历经了千余年的发展。这期间全国书院曾达七千多所，分布于各省城乡，为中国教育、文化、学术、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育以及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形成都作出了诸多贡献。历史上著名的书院有宋代的六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南阳历史上的花洲书院、诸葛书院、南阳书院也都颇有名气，特别是南阳书院在清代二百余年间始终是河南全省最好的府办书院。
　　中国古代书院的主要功能是教学和研究。书院一般采用个别教学和集体教学的组织形式给学生传授学业。个别教学是针对学生个人进行提问、论辩、交流，类似于今天的小班教学和小组教学。集体教学有升堂讲学和会讲讲会两种形式。升堂讲学是一位老师在堂上讲，学生在下面听，跟今天传统的班级教学差不多。不同于今天教学形式的是书院的“会讲”和“讲会”制度。
　　升堂讲学只有一位老师在堂上讲授，而“会讲”则是有两位或两位以上的老师共同讲学，学生在下面听。由于参加会讲的老师学术观点不同，他们经常会激烈地辩论。在这种教学氖围内，学生不仅可以了解不同学派的观点，还可以拓宽自己的思维空间。因此，除了本书院自己的学生外，其他书院的学生和一些非正式的学生也前来聆听大师们的讲解。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有利于师生之间教学相长，还推动了学术辩论、学术交流的发展。这种形成于南宋期间的“会讲”制度将书院的自由讲学与学术研究结合了起来，是书院官学和私学的重要标志。
　　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就是书院会讲的一个典范。南宋淳熙年间，同为著名理学家但学术观点大不相同的朱熹与陆九渊在江西信州（上饶）鹅湖寺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朱陆的门人都参加了会讲。朱熹把伦理纲常说成是客观存在的天理，而陆九渊则把伦理纲常说成是人人所固有的“本心”，辩论异常激烈。这次会讲开创了理学不同学派同聚一堂、各抒己见、切磋学问的新方式，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在我国哲学史、教育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会讲”作为一种制度为当时其他书院和后世书院所效仿，成为书院教学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后来还发展到了书院以外。到了明代，在“会讲”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讲会”。“会讲”与“讲会”都是书院聚会讲学的教学形式。
　　所不同的是，“会讲”是不定期举行的，而“讲会”则是定期举行的，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教学组织形式和学术机构。历史上的东林书院、紫阳书院、还古书院、姚江书院讲会都很盛行。这些讲会将讲会的宗旨、组织、仪式都以条约的形式规定下来，成为制度。
　　讲会一般分为年会和月会两种，并且各书院对讲会的日期都有明确的规定。讲会的宗旨是以学问推究为重，也具有推动地方教化的功能。例如，顾宪成所定的《东林书院会约》就规定：“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临期酌定，先半月遣帖启之。每月一小会，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举行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为始，余月以十四日为始。会各三日。愿赴者听，不必遍启。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可见，讲会中主讲者不限，能者为师，可以是书院的山长，可以是书院的普通教师，也可以是其他书院的学者，还可以是书院的学生。听讲者来者不拒。可以说，书院的讲会制度追求的是一种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中国古代的书院作为一种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的特殊的教育组织在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其生命力的来源应该与会讲和讲会这种灵活的教学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学校教学应该借鉴的。我们目前的教学是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要形式。高校教学中有一部分教师采取了以讨论课作为辅助的教学方式，这可以说是一个好的趋势。但这种讨论、辩论的氛围还不够浓厚，更不用说像古代书院中不同观点的学者同台授课了。另外，古代各书院学生可以相互流动、跨院听课，有利于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交流。这种门户开放、学术自由的教学原则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是今天高校教学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在中小学的教学中现在也开始重视培养学生不同观点间的讨论、交流，每学期安排的讨论课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发现、交流新观点的平台。这种趋势在新的课程改革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应该说，古代书院的会讲和讲会制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教学方式，其科学性是勿庸置疑的。我们理应从中借鉴符合今天教学实际的、合理的、科学的内容，以适应素质教育。
　　作者简介：田钰新（1983- ），女，本科，河南省南阳市人，南阳市博物馆初级，研究方向：博物馆学。